书屋2005-09-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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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从这个角度考察丰子恺与日本的关系，就更清楚了。丰子恺出身的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那里四季分明，景色秀丽，物产丰饶。丰子恺这样形容自己的故乡：“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而每一回首，又觉得两个月之前，气象大异，情景悬殊。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非常明显。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这段描写，几乎可以直接用来形容东瀛列岛的地理气候。
丰子恺坦言不习惯别的地方的地理气候，因此而更加珍惜故乡的一切：“我流亡之后，经过许多地方。有的气候太单纯，半年夏而半年冬，脱了单衣换棉衣。有的气候变换太剧烈，一日之内有冬夏，捧了火炉吃西瓜。这都不是和平中正之道。我很不惯。这时候方始知道我的故乡的天时之胜。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往年我在上海功德林，冬天吃到新蚕豆，一时故乡清明赛会、扫墓、踏青、种树之景，以及绸衫、小帽、酒旗、戏鼓之状，憬然在目，恍如身入其境。”这段文字，很容易叫人想起日本文学特有的对自然美的表现，想起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作家笔下纤细灵敏的韵致。
中国绘画中有“南宗”、“北宗”之分，诗歌中又有“豪放派”、“婉约派”之别，分别代表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形成了互补互动的格局和态势。日本在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中，由于本土岛国趣味的制约，表现出明显的“取南舍北”的倾向，在空灵纤细上有出蓝之胜，却缺少中国艺术的那种浑厚华滋、大气磅礴。中日文化交流中种种错位的现象，大抵由此造成，吉川、谷崎对《缘缘堂随笔》微妙的“误读”，当然也不出这个范围。
这很正常，且无伤大雅。这种“错位”恰是中日文化“和而不同”的表现，也是东亚文化共同体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比较中日两国的文化，在共同的“东方性”之下，处处表现出鲜明的差异与互补：地理上的大与小；历史的古老与年轻；文化上的混沌与单纯；种族的复杂与单一，唯其如此，才会在文化上形成互相哺育、互相刺激的格局。
不必讳言，丰子恺的“东方观”有着“大中华”的思想背景。丰子恺有一段重要的“东洋”文化论：“东洋生活趣味，确比西洋丰富。西洋生活是机械的，东洋生活则富有诗趣。这种诗的生活，发源于中国，到日本变本加厉，益发显著。例如席地、和服、木屐、纸窗、盆栽、庭院艺术，原先是中国的古风，被日本人模仿去，加以夸张，就成了日本风。日本风是中国风的缩图。凡缩图必比原图小巧而明显，一目了然，惹人注意。”在对日本绘画的看法上，丰子恺更是毫不含糊地认为：“日本画完全出于中国画，日本画实在就是中国画的一种。”并且援引日本美术界的元老中村不折和著名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的话来证明：“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父母。不懂中国画而欲研究日本绘画，是无理的要求。”“日本的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长成，恰好比支流的小川的对于本流的江河。在中国美术加一种地方色，即成为日本美术。故日本绘画史的内幕几乎就是中国绘画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学界，这种“大中华”的日本观过去一直是日本文化论的主流，在历史上，它虽然时不时地受到“大日本主义”的抗衡，其思维方式却完全受制于“大中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大中华”观受到彻底的颠覆，是二次大战后日本在败北的废墟上再度崛起以后的事。如今，“大中华”三个字已成为优越感堂堂的日本学者随意嘲讽和调侃的对象。然而公平地说，作为认识日本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方法，“大中华”仍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尽管它包含妄自尊大的危险性。日本通戴季陶曾指出：日本是“一个闭关的岛国，他的思想变动当然离不了外来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绝对不容易创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却是岛国的特长”。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主要是靠吸收中华文明的乳汁成长，其文化思想自然不脱“大中华”的范围。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民族文化自信大增，“大日本”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于是，日本创造了“东洋”、“大东亚”这些概念，以与历史上的“大中华”抗衡。然而从思维方式上看，“东洋”、“大东亚”仍是“大中华”的翻版，不同的只是，日本将亚洲的文化主导权，当仁不让地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其实，问题不仅在“大中华”观本身，而在于使用者是否具备纯正的心态和健全的理性。同样的“大中华”思想，也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浅薄者，就是将日本的一切都说成中国古已有之，而对日本文化真正的独创性视而不见，如果有深厚的东方文化学养和纯正的心态，“大中华”思维照样可以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丰子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日本文化的判断，眼光独到而且准确，其中“日本风是中国风的缩图”的论断，堪称精辟，比韩国人类学家李御宁后来提出的著名的“日本文化——缩”的理论，要早整整半个世纪。尽管从总体上看，丰子恺对日本美术的把握不无失衡之处，比如他独尊日本的漫画，而对日本文化的“装饰主义”传统比较忽略，对一脉相承的“大和绘”、“琳派”艺术和近代的“日本画”，几乎没有注意到。但这是属于个人眼光的问题，背后有充分的文化心理背景的依据，由此可以引出无数有价值的话题。最重要的是，丰子恺的“大中华”日本观，毫无“华尊夷卑”的优越感，他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总是心怀敬意，正如他日后回忆的那样：“樱花和红叶，是日本有名的‘春红秋艳’。我在日本滞留的那一年，曾到各处欣赏红叶。记得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叶，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了。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我心头。”而这种情感，又是同丰子恺的生命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丰子恺：《缘缘堂随笔》，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945年北大“易长风波”
？ 张晓唯
1945年夏秋之交，八年抗战胜利在即，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大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正在积极筹谋北返复校之际，北京大学内部突然发生“易长风波”：主持该校近二十年之久的蒋梦麟校长应允担任行政院秘书长，遭到诸多教授的质疑和追究，经教育行政高层紧急协商，蒋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由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继任，胡返国前暂由傅斯年代理校务。“颠覆”蒋校长的关键人物，是他多年来的几个合作伙伴——周炳琳、傅斯年以及朱家骅等人，他们援引1929年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期间颁行的《大学组织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的条款，于法于理堂堂正正地坚持“依法行事”，而几乎置彼此间的朋友关系于不顾，终于促成了北大历史上“蒋、胡交接”的一幕。
一
近代以来的大学校长中，蒋梦麟堪称难得的“干才”。他身为留美教育学博士，师承杜威的民主教育理念，又深得蔡元培、黄炎培等海内大家的器重，在五四风潮悬疑重重的敏感时刻，竟以三十四岁的“学界新锐”身份代表蔡校长进入北大重整校政，迅速稳定住局面，为最高学府的增高继长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1930年冬，蒋氏相继卸去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务，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笔数目可观的“赞助金”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长一职，与胡适等人开始了“振兴北大”的顽强努力。他针对性地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的主张，力图使名实难符的最高学府渐次步入“现代大学的正轨”。即使在日寇进逼、华北骚然的危难时局中，他仍能镇定自若地恪尽职守，赢得包括外敌人士在内的举世尊敬。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干才”，在抗战阶段的西南联大后期竟然投闲置散，一无所为，渐渐走上大学校长的“末路”，却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当初，决定将北方三所学校南迁长沙组成联合大学的创意，主要是由胡适、傅斯年和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发起和启动，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大体属于“事后跟从”。他在后来写成的《西潮》一书里忆述：“与北方三个大学有关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议学校内迁的计划。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从北方撤退而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胡适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实施这个计划的办法。我经过考虑，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此处蒋氏的“勉强同意”，显然是基于如下的隐忧：“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富于办学经验的蒋梦麟无疑深悉此中的繁难和不易协调。但国难当头，并无多少选择余地。他回忆道：此时“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贻琦）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1〕。
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记述当时校内的领导体制：“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联合大学的体制之所以以清华为班底，显然是由于清华的师生总数、学科规模、经费份额等综合实力相对占先，客观上居于某种主导态势。由三校的校长组成常委会，在形式上构成了集体领导局面，不过，南开校长张伯苓基本常住重庆，倾力于南渝中学和国民参政会事务，南开大学的校务则委诸黄钰生教授负责。张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蒋梦麟则托付三位校长中年龄最轻的梅贻琦：“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这大概就是1939年春蒋梦麟致胡适信中所说的“三校以互让为风，三位已成一体”的合作氛围。
蒋梦麟负责对外，应是借重他的社会声望、人际网络以及卓越的办事和活动能力。长沙暴露在正面战场以后，联合大学面临再次西迁，迁往何处？蒋梦麟权衡利弊，果断决定西迁昆明。进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无法安顿，蒋提议将文、法两个学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从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随后而来的日军的猛烈空袭和滇越战线的紧张形势，又促使西南联大的决策者们一度预备再次西迁。为此，蒋梦麟深入四川境内，寻觅合适地点，确定在叙永建立分校，一度将一年级新生集中于此。应当说，在西南联大建立最初的两三年间，蒋梦麟在一系列“大关节处”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边战事趋于稳定，西南联大开始收缩集中在昆明一地，师生们历经数载惊扰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此前，蒋梦麟在距昆明城区数里外的乡间购得茅屋二十余间，举家移居到此，并为校内同人遇到空袭时疏散乡下留足了备用的房间，以至“每逢警报，高朋满座”。
二
西南联大的前期筹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蒋梦麟在校内便进入“赋闲”状态，对日常校务少有过问。政治学教授钱端升对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报不一其道，梅月涵有报始走，梦麟住乡下，除开会应酬外不进城，其别之大者也。”〔3〕蒋、梅两位校长一闲一忙，似乎也是势所必然。蒋氏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听来，令人费解，然确乎意味深长。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建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地处陕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评论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适的信里谈得更明白：“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但是因为客气，不免有‘纲纪废弛’的坏结果。互让是美德，但是过了度，就会变成互弃职守。这界限是很难划。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是见了西北的互争之弊，就忍受下去了。”〔4〕因此，他审慎处理联大内部的相互关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有时不惜忍让以维持大局。从最终结果而言，西南联大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团结合作，克服各种消极因素，创获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然而，知悉历史的细节和过程，较之一般的“浮泛褒扬”，似更能深度体味历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应当说，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感受到的内心苦涩，恐非外人所能窥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体，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态就越显复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在一篇记述蒋梦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披露：“在长沙临时大学的时候，三校之间的矛盾就已相当突出”，当筹建联合大学一度毫无进展的时候，有人劝说蒋校长干脆“散伙”，蒋随即正色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5〕北大史学系教授钱穆所撰《师友杂忆》一书亦有一段记述：“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长由清华冯芝生（冯友兰）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