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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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ぷ鞲谖簧稀�1920年，在桃园分行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家庭，张清荣又申请调回了在台北的新高银行总部工作。这里的条件相对来说要比桃园好一些。这时的张清荣虽已是银行里一名成熟的工作人员，但仍然保持了以前勤奋好学的作风。回到台北不久，他就又开始在台北永乐町（大稻埕）市场附近的剑楼书房跟随前清秀才赵一山读汉文书，学写传统诗词。这种好学的精神对他一生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注定了在其人生道路上一定将有不凡的表现。此时，也许他自己还不知道以后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但是他确实走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一条新的人生道路即将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一章 从台湾到厦门
第四节 赴厦门
时间的脚步跨进了1921年，这一年对张清荣来说极为重要。新的生活摆在了他的面前。随着业务的扩大，新高银行决定在厦门开设分行。新高总部请林木土先生担任厦门分行的经理，一直受到林先生喜爱和器重的张清荣自然是作为林先生的得力助手，与林先生一起来到了厦门。他踏上大陆的土地，人生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此次赴厦门使张清荣亲身领略了大陆的风貌，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陆的五四新文化。年轻的张清荣，一踏上大陆的土地，就被美丽的厦门深深吸引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相传在遥远的过去，常有成群的白鹭栖息。因此，厦门又称为鹭岛、鹭洲、鹭屿、鹭城、鹭津、鹭门，厦鼓海峡称为鹭江。张清荣渡过了台湾海峡来到了厦门。他如此亲近地感受着大陆的气息，对大陆对厦门的历史和现实都有了更详尽的认识。
1921年的厦门是上海和闽南之间的一个大港口，人口虽然只有二十多万，却是中国与英国、荷兰最初的贸易港。同时它也是当时闽南文人的会集之地，传统文化氛围十分浓厚，可谓贸易繁荣，人才荟萃。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激起了张清荣继续学习汉文化的强烈愿望。因此，除了尽力协助林先生搞好银行业务，他在工作之余跟随一位老秀才学习国文，即中国的古典文学。在台湾时，由于当局的歧视和愚民政策，张清荣不能够接受良好的中国传统的教育。在厦门，终偿其所愿，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古典书籍，奠定了国学的基础。当时厦门有功名的前清遗老很多，他们组织了一个文社，定期聚会。大家一起吟诗作文，互相品评作品。他从师的老秀才也是社员之一。老秀才见张清荣文笔清通，字迹娟秀，就在每次聚会时请他担任记录。参加文社这类活动，培养了张清荣写诗和品诗的才能。他的国文功底也受到了文社成员们的赏识。他从师的老秀才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为了表示对老秀才的尊崇及自己和老秀才的师承关系，张清荣从此改名张我军。“我军”是那位老秀才曾经用过的一个笔名。张我军曾经使用过一郎、忆、野马、M。S、剑华、大胜、云逸、废兵、以斋、迷生、小生、四光、老童生等笔名，但只有“我军”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以后的大半生。
他所接受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在厦门，他也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当时，除了跟随老秀才学习传统诗文外，他还在当地同文书院接受新式教育。他结识了在鼓浪屿英华书院就读的张钟铃。他们都来自台湾，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二人成为好友。在异乡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闲暇时品评文章，讨论故乡的风景人物，这为他忙碌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可以说，张我军在厦门最重要的收获，是直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这对整个国家及张我军个人都产生了无法言说的巨大影响。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使人们在思想上觉醒了，那么五四爱国运动则在行动上激励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已有六年，影响遍布全国。张我军在厦门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及文学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新青年》行销全国。大批新文学作品的问世，吸引了众多的青年竞相模仿、试验。就在张我军到达厦门的1921年，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分别成立于北京和日本的东京，随后，新文学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鲁迅先生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和《孔乙己》，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许地山的小说《缀网劳蛛》、《命命鸟》，冰心的小说《超人》等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纷纷问世。改版后的《小说月报》和《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新文学刊物逐渐占据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张我军逐渐被新文化运动的理论和主张吸引。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使他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他意识到，作为延续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的文化应不断地发展更新进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成了他向往的地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但这次会议的实质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在战争期间曾经对德国宣战，因此也是战胜国之一。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政府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中国人民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代表们到达巴黎以后，又应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的强烈要求，提出取消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没有认清“巴黎和会”的本质，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仍抱有幻想。认为英美两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地位。但是，英、美、法等国和日本勾结在一起，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又被他们以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为理由而置之不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奉行妥协卖国的政策，竟然准备让与会代表在和约上签字。这彻底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幻想。人们认识到只有依靠全国的爱国民众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5月1日，北京大学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了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当天，就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5月3日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无法抑制的爱国热情涌上心头，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即将爆发。当天晚上，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学生。著名记者邵飘萍向学生们报告了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经过，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号召人们救亡图存、奋勇抗争。学生们热血沸腾。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经手签订“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经他之手出卖了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担任驻日公使，经手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全国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致电在巴黎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和响应，并迅速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北洋军阀政府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辞职。在全国人民的持续斗争下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爱国运动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从此改变了前进的方向，整个民族的命运也从这时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祖国大陆有着重重封锁和阻隔的台湾也不可阻挡地受到了她的巨大影响。
随着台湾形势的发展，台湾人民反对日本殖民者的武装抗日斗争从1915年左右逐渐转变为非武力反抗的第二阶段，转变为新式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众多台湾青年纷纷到日本等地留学，求取新知，探索解救台湾的道路。
为什么台湾人民以及大陆的众多爱国人士既要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统治和侵略，又要到日本去留学。因为台风虽然是肆虐的，但台风的中心却往往是平静的。当时的日本在亚洲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角色，它一方面是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大本营，但另一方面它在明治维新以后又是亚洲传播民主思想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亚洲一些国家一方面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压迫，另一方面又有知识分子到日本去寻求救国之道，汲取近代文明和知识。中国大陆的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如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曾经东渡日本学习新知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的许多知识分子和优秀青年，也纷纷把日本当作求生存、谋发展、获取新知的地方，蔡培火、蔡惠如以及杨逵、王白渊、吕赫若、巫永福等人，都曾去日本求学深造。
这些留学生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民族意识激昂，爱国热情高涨。他们学习使用汉语，使用中国年号纪年，称中国为祖国，并纷纷组织各种爱国团体。1919年底，留学东京的台湾青年蔡培火、蔡惠如、彭华英、林呈禄等人联络中华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吴有容、刘木琳等联合组织了“声应会”，取与祖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同声相应”之意。不久，“声应会”因为人员不多，而且流动性大停止了活动。同年底，蔡惠如等人又组织了“启发会”，不幸的是，不久就因为组织不健全，种种经费纠纷而自行解体了。但是，对于“启发会”的似有似无，蔡惠如并不甘心，1920年，他重整旗鼓，在神田中华第一楼宴请原“启发会”中的十一位同仁，举行协商会，决定成立新的组织“新民会”并推举林献堂为会长。从此，由海外发展起来的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新民会”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新民会章程》和三个行动措施。其行动目标是：一、深入开展台湾的政治革新和社会改革运动；二、为启迪民智，加强宣传，决定创办机关刊物；三、加强和祖国有关组织的联络与合作。随后，台湾的留日学生以此为依据开展了“六三法撤废运动”“六三法”：即台湾日治时期，1896年6月3日，日本政府赋予台湾总督得于管辖范围内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的特别立法权。该条法律的正式名称是“台湾ニ施行スベキ法令ニ关スル法律”，即“应于台湾法令施行相关之法律”，简称“六三法”。1920年11月28日，林献堂等新民会会员共有二百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反对“六三法”的示威集会，蔡培火、郑松筠等十多个人一起登台高呼“还我自治权”、“撤废六三法”等口号。这就是所谓“六三法撤废运动”。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发起组织了东京台湾青年会，并于1920年7月16日仿效大陆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台湾青年》杂志，传播新思想，进行文化启蒙。以后该刊于1923年4月增刊《台湾民报》半月刊，接着又改为旬刊，周刊，后又改为日报，影响很大。这份刊物在不久的将来与张我军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台湾岛内也不甘落后，受祖国大陆的影响，1921年10月17日在林献堂的支持下，台湾岛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开业医师蒋渭水担任专务理事，林献堂任总理，蔡惠如等人为理事。参加这个团体的有台湾各个阶层的人士。虽然这个团体以“谋求文化的向上为宗旨”，但事实上却是以唤起人们的汉民族意识，反对日本民族压迫为宗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发行会报和各种刊物，在台湾各地建立读报所，陈列包括祖国大陆出版的报刊杂志，经常开办学术讲座，召开演讲会，广泛宣传有关台湾历史、中国文学、通俗法律、西洋通史以及新闻学和社会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对于提高台湾同胞的认识和觉悟起了很大作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影响下台湾进步青年还组织了台北青年会（1923年改名为体育会）等进步组织，与日本殖民者进行斗争。
台湾岛内的青年尚且如此，从日本殖民统治下来到大陆工作、生活的张我军，更是对于这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有着深刻的体验和共鸣。厦门虽不是运动的中心，却也沐浴着新时代的风潮。早在1913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就在家乡厦门集美创办了第一所小学——集美小学，以后又陆续创办了各类学校，到20年代末建成的学校多达十几所，统称为集美学校。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把贫困落后的家乡，建设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村。1923年，孙中山先生批准集美学校为“中国和平学村”。“集美学村”由此得名。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校，重视教育质量，选择优秀的校长和教师，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竭尽全力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这些学校对传播文化知识，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在厦门当地以及全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厦门的学生和全国其他各地的学生一样都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组织罢课，进行爱国宣传。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使陈嘉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时，他在新加坡的事业正处在上升时期，集美学村各个学校也运行良好。为实现挽救民族危亡的宏图大志，他决心在此基础上，倾尽全力创办大学。陈嘉庚认为，在家乡闽南创办一所大学非常必要。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尝观欧美各国教育之所以发达，国家之所以富强，非由于政府，乃由于全体人民。中国欲富强，欲教育之发达，何独不然。”又说：“民心不死，国脉当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他还说：“何谓根本，科学是也。今日之世界，一科学全盛之世界也。科学之发展，乃在专门大学。有专门大学之设立，则实业、教育、政治三者人才，乃能辈出。”但是当时福建地区连一所大学也没有，这使他很着急。经过对自身资产的评估和其他筹款途径的考虑，他认为在厦门创办一所大学是可能的，于是开始筹办具体事宜。他一面向当地政府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