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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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同样特殊的历史意义。继张我军之后，张梗发表了《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连载于1924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台湾民报》2卷17号至2卷23号。该文针对台湾当时小说界的现状而发，在鼓励青年要有独创勇气的同时，还指斥了台湾旧诗坛颇为相似的弊端。11月1日，前非的《台湾民报怎样不用文言文呢？》刊于《台湾民报》2卷22号。作者根据自己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的切身经验，指出白话文较文言文的优越之处；并阐述了提倡新文学实与革新思想、启蒙民众有极密切关联的思想。
有了张梗与前非的积极响应，张我军更加大了对旧文学的抨击力度。1924年9月，他又写下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1月21日《台湾民报》2卷24号，署名“一郎”。这篇文章直接而尖锐地抨击旧文学，对当时乌烟瘴气的台湾文坛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所谓的“台湾旧文学”，是由祖国大陆的中原文化移植而来。它播种于明末太仆寺卿沈光文赴台，借由流寓赴台的文人引入，后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至清末，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将汉文学根植入台湾文人的教育中，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也达到了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不过，当时“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剧等不曾看见”，惟一大盛的是汉诗，因此台湾旧文学就以汉诗为代表。到了日治初期，为保存民族文化、表彰民族精神，文人相率结社，提倡诗学，以诗自诲，并开展汉学运动，致使诗社蜂起，盛况空前，占据台湾文学的主流地位，一度成为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其诗钟之会促使台湾诗人“养成”和“磨练”汉文学的“趣味”和“表现的功夫”，具有抵御异族同化的文化上的反抗意义。所以击钵吟击钵吟，原意指敲着钵即兴吟诗，后演变为一种出题限时作诗的游戏。题目或咏物或咏史或咏事，限钟点交卷，选定两人为左右宗师，即评判者，誊录的人将每人诗作抄两份交给左右宗师，选出元、眼、花、胪四名作为一等奖，翰六名作为二等奖，录十名作为三等奖，各有轻重奖品，其他没选中的则不取也不奖。在台湾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是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和影响的。但是，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旧诗人们结社联吟，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抵抗了日语的传布；却也逐渐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总督本人也经常参与吟诗盛会，因此在日本统治者有意收揽怀柔、奖励风雅政策的鼓吹下，诗人联吟会盛极一时，酬唱之诗风靡全省，击钵吟更是大行其道。一般的旧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八股之言的拼凑和旧诗词的赏玩之中，不少文人逐渐沦为从事文字游戏的“诗匠”，有些更堕为“诗棍”，他们成群结队，自称“诗翁”、“诗伯”，打着“以诗会友”的幌子，利用诗社的名义，到处招摇，干着混吃混喝的勾当，以二十八字换取一席酒食，台湾民众讽之为“游食队”。更有失去民族节操者，已经被日本殖民政府所卵翼，厚颜无耻地对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旧文学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气节和高雅，逐渐走向颓败。
20世纪20年代初，台湾的旧诗人们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台中的《台湾新闻》和台南的《台南新报》汉文栏为阵地，每天大量发表击钵吟与应酬诗。这些诗多是迎合日本殖民者表现“皇道乐土”、麻痹台湾人民意愿的作品，缺乏抗争的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内容无非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搞得台湾文坛乌烟瘴气。在当时，不批判这种风靡全台的“击钵吟”，就不能建设台湾的新文学。所以，张我军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的开篇就痛斥了这种状况：
这几年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试看各地诗会之多，诗翁、诗伯也到处皆是，一般人对于文学也兴致勃勃。这实在是可羡可喜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应能从此看出许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时机，弄出几个天才来为我们的文学界争光，也是应该的。如此才不负这种盛况，方不负我们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学史也许能借此留下一点光明。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作诗的尽管作，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接着，张我军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日本、祖国大陆的文学革新运动，呼吁台湾文坛能借鉴大陆和日本文学革命的经验，“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又对“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台湾文学界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
…………
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了啊！
在文章中，张我军还抨击了旧诗人的三种恶习：第一，“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第二，“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文典雅。”“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实在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第三是使青年“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扼杀了活泼的生气。“他们以为作诗易于得名（其实这算什么名），又不费气力（其实诗是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作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作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于是不顾死活，只管闹作诗（其实是胡闹）。他们腹内半部唐诗合解也没有，只管搜尽枯肠，一味地吐，几乎把肠肚都吐出来。用尽心血，耗尽宝贵的光阴，其结果博得一个不知是好名还是臭名。几年之间，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却满腹牢骚，满口书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书剑漂零’。”作者气愤地说：“文学的殿堂，一定是不容这班人踏入的啊！”
对此，他热诚地呼吁：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快来协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罢！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等我们去住啊！
为了引导青年进入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还向“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敬告”“二事”：
1。 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
2。 多读中外的好的文学作品（诗、剧曲、小说等）。
前者可以明白文学是什么，方不走入与文学不相关之途。知道文学的趋势，方不死守僵尸而不知改革。
后者可以养成丰富的思想，而磨练表现的手段。
表现在文学中虽不能算是最重要的，但你虽有很热烈的情感，很富裕的思想，要表现出来，倘若不会表现，或表现不老练，亦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
张我军顺应历史潮流和现实要求所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对旧文人嬉笑怒骂、贬抑奚落。其风格类似于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与封建守旧文人论战的文章。对旧文学的批判当然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因为要彻底推翻或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文坛秩序，用新文学来取代旧文学，不采取绝对甚至偏激的方式或态度是很难奏效的。这与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的情况相似。当时的先驱们高呼“打倒孔家店”；把“桐城派”和“文选派”轻蔑地称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把传统旧戏称为“百兽率舞”，是野蛮民族的遗风，是毫无价值的“遗形物”；甚至提出“废除汉字”。这些现在看来激烈甚至极端的口号或做法，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新思想、新文学要使旧文坛正视自己的存在，回应自己的挑战的一种手段。为了让旧文坛回应自己的挑战，新文学阵营还苦心安排钱玄同和刘半农上演了一出“新旧文学论战”的双簧戏。台湾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文坛名宿们来说，张我军要想在台湾当时的文学界鼓吹新文学，也只能采取强硬的挑战的姿态。他的这两篇言辞激烈的提倡新文学的文章，无异于发向旧文坛的战斗檄文和挑战书，迫使那班旧文人不能装作视而不见，只能出来应战了。
最先代表旧文坛站出来对张我军的挑战做出回应的是台湾的文坛盟主连雅堂。连雅堂，即连横（1878—1936），字天纵，又字武公，号雅堂，又号慕陶、剑花。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原籍福建，先世于明亡之后，移居台湾台南，遂为台南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诗人、诗评家、语言学家，著有《台湾语典》、《台语考释》、《台湾诗乘》、《大陆游记》、《大陆诗草》等。最著名的著作是《台湾通史》。欧洲汉学家加斯巴尔登（E。Gaspardone）称此书“为世所欢迎”。1897年曾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2年至1914年间他游历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扬州、北京、张家口、武昌、汉阳、营口、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大陆游记》和《大陆诗草》中的散文和诗歌，即他这三年间在大陆游历的收获。连横无疑是台湾近代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他对台湾文化和学术的贡献自然是巨大的。但是，在台湾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他对提倡新文学持否定态度，对新文学的性质和意义还不够了解。1924年11月15日，在他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荟》第10号上，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大陆新文学口吻的文字：
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特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坎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跋。
连雅堂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标明是回应张我军《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但明眼人对他的用意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在文章中，连雅堂把“汉文可废”和“提倡新文学”混为一谈，表现出他对新文学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大陆文学革命初期，白话文和新文学也曾遭到林琴南、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攻击，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旧文人对新文学的曲解和拒斥。然而经过几番论战后，旧文学最终还是被新文学所取代。
张我军终于听到了他投向旧文坛的炸弹爆炸的回声，而且回应他的是文坛盟主连雅堂。他立即写下了反驳连雅堂的文章《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该文署名“一郎”，作于连雅堂跋文发表后的第五天，即11月20日，发表于12月11日《台湾民报》2卷26号。文章以幽默的手法对连雅堂的观点进行了讽刺。张我军没有再对台湾旧文坛的腐朽进行素描，也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批评和希望，而是以先扬后抑的手法来讽刺连雅堂把提倡新文学等同于废除汉文的常识性错误。
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台湾有一位大诗人，办个诗杂志。当时我对于诗学非常的有趣味，所以我甚以不能一睹为憾！因为我预料这位大诗人一定会有什么对于诗和一般的文学的妙论来使我开开眼界，而驽钝的我，或许能因此得到很有效的教训，所以我愈期望要读它一读。
我终于达了我的期待了。我昨日在友人处，怀抱着满腔的热望，把他送给我的那个杂志读了好几遍，但我终于失望了。我不但没有照我的预料，得到什么好的教训，甚至把我的肠肚都气破了。可是后又觉得好笑！我笑了一夜还没有止，直到现在还一面笑着一面写这篇原稿。
…………
我们读了这篇妙论之后，立刻可以知道这位大诗人是反对新文学而又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的人。然而我最不满意的，是他把“汉文可废”和“提倡新文学”混作一起。不但如此，若照他的意思是“提倡新文学”之罪甚于“汉文可废”。
在文章中，张我军抓住连雅堂在跋文中把提倡新文学和废除汉字混为一谈的模糊概念质问连雅堂：
请问我们这位大诗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断定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的人，便都说汉文可废，便都没有读过六艺之书和百家之论、离骚乐府之音。而你反对新文学的人，都读得满腹文章吗？啊！你的自负也太过。……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
实事求是地讲，这次张我军和连雅堂的交手，无论从文坛地位还是从学术影响上看，两人都不是一个量级的，连雅堂是文坛盟主，早已功成名就，而张我军却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导路小卒”。然而，张我军倡导文学革命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连雅堂维护旧文学却是与历史发展的潮流逆向而行。所以在论争中虽然连雅堂在地位上占着绝对优势，但出言却是遮遮掩掩，甚至有些词不达意。而张我军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气魄，显得气壮而理直。不过此文也仅就连雅堂的话加以批评，仍然没有论及新旧文学的本质。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旧文学，张我军又连续写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和《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两篇文章，较深入地介绍和阐述了大陆文学革命的理论和台湾新文学革命的意义等问题。
《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作于1924年12月5日，发表在1925年1月1日3卷1号的《台湾民报》上。文章以大陆文学革命摧毁了旧文学的殿堂这一事实，来激励台湾同胞起来合力拆下台湾旧文学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文章联系台湾文坛的实际状况，详细介绍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并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一大陆文学革命的“三大纲领”作结。对胡适的“八不主义”，张我军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以白话的形式介绍其要旨，并联系台湾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而且把胡适“八不主义”的顺序也给打乱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胡适的“八不主义”：张我军介绍的“八不主义”：
一曰，须言之有物。（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学；
二曰，不摹仿古人。（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学；
三曰，须讲求文法。（三）不用典；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四）不用套语滥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