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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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26。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28。曹景宗“亦豪杰哉”（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门，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将。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才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门的批准，他出不了中南海，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逛街、游园等等，出门也是汽车、火车、飞机。这对一个在金戈铁马中打出江山的领袖来说，不啻是一种违背个性的制约。这种感受，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会见他的外国老朋友斯诺时，便有过自白。他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飞机、火车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又说：简单一点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些。以毛泽东这种性格和处境去理解曹景宗的上述自白，很自然会产生特有的思想感情上的沟通。
29。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原文］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摘自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4页）
［解析］
韦睿（442—520）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齐末为上庸太守，从萧衍（梁武帝）起兵。梁初任豫州刺史，天监五年（506）率军破北魏军，取合肥。次年又与曹景宗救钟离，又大败魏军。他体弱不能骑马，乘板车督战，善抚士卒，而军法严明。魏人畏惧，称为“韦虎”。他“多建策，皆见用”，深受梁武帝器重，是梁武帝征讨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
前面引述的原文，是《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行为特点的概述。毛泽东很赞赏，提出“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者还补叙了韦睿的轶事，以说明他深受世人推崇的为人风尚。在邵阳之战后，有次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批道：“使曹景宗胜”。本传又说，曹景宗等在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功劳，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毛泽东又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确实是值得学习的。
毛泽东很爱读《韦睿传》。《南史》卷五十八包括韦睿、裴邃二人的传，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用粗重的笔迹画了四个圈，标写道：“梁将韦睿、裴邃传”。在《韦睿传》文内，更是密加圈点，批注达25处之多，这大概是他读史书人物传记批得最多的一个人物了。有些批注中还加有旁圈、套圈。
那么，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的那些方面的作风呢？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
毛泽东对韦睿英勇善战的事迹的批注情况，本书“军事篇”《韦睿为将，有刘秀、周瑜之风》一条专述。本条只说几则毛泽东对其品格作风的推崇。
《韦睿传》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批道：“仁者必有勇”。
梁武帝天监四年，韦客率军攻北魏所占合肥。本传载：“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