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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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了纲领的定稿，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其要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独立地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把劳动群众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转变为社会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等等。普列汉诺夫把这个纲领视为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阐述，而且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战略和策略问题。尽管纲领草案还没有彻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留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的痕迹，对拉萨尔主义作了妥协，但它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1894年，普列汉诺夫来到英国。他在伦敦经常与恩格斯会面，并向恩格斯表示：“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而恩格斯也对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作了高度评价，说他“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恩格斯曾对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的几个月中，普列汉诺夫利用恩格斯的丰富藏书和不列颠博物馆的各种资料，写了一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根源、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著作。这本书于1895年以别尔托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
当时，自由主义民粹派指责马克思主义具有宿命论的毛病，说它判决一切国家，包括俄国，要永久忍受资本主义的痛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对此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判决任何国家走任何道路，它不指出对于任何民族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共同的和‘当然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往后发展永远是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正是据此在70 年代对俄国的发展问题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走上的道路，它将按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一样服从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的规律。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根据对俄国现代内部生活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将继续沿这条道路前进。“没有根据可以使人希望俄国将迅速抛弃其在1861年后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此书以当时大量的科学文献为基础，令人信服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在哪怕是极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其观点。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华使这本书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并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以高度的科学水平而享誉国际。在俄国国内，这本书深受革命者欢迎，“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在稍后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两篇著作中，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某些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认为把某种因素作为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抽象的空论。他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一个包括各种因素的整体。“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割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创造作用的观点，他既反对否定人的历史主体作用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主张英雄人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也是一个西方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传统文化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不仅否定这种文化中的专制主义，而且否定其中的农民民主主义。他认为，村社是俄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依靠农民和村社绝不可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发展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与俄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着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希望俄国欧化，那么普列汉诺夫则希望俄国革命运动欧化。从本质上说，分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最高成就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与俄国传统文化不相容的。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包含着与自由主义结盟以对抗俄罗斯专制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倾向，许多民粹派活动家，包括拉甫罗夫和季霍米罗夫，都强烈谴责普列汉诺夫，说他试图瓦解革命力量，已经滚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也是20 世纪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自己也有一个逻辑的、系统的、冷静的头脑。然而过分强调理论的逻辑力量和长期脱离俄国生活使他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导致他在1903年之后倾向于孟什维克。但在上个世纪80 一90 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大争论：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70 年代以来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关于俄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重又引起子思想界的关注。继30 一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之后，一场新的大争论在80 年代展开，并在90 年代达到了高潮。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是否应该、是否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的社会矛盾将如何发展和解决？当时已在俄国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争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直接参加了论战，而且表现为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竭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而一些在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迷恋”上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潮。
民意党人的活动失败之后，民粹主义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粹派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而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包括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科夫、尼·弗·丹尼尔逊等。他们中有些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密切联系，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过贡献，但都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学说。80—90 年代，他们经常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但又竭力否定马克思学说对俄国的意义。沃龙佐夫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是对马克思的侮辱。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自由主义民粹派已不再否认其存在，但认为它在俄国是没有根基、没有前途的。沃龙佐夫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自己最主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在俄国则是移植和模仿。俄国农民是国家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力，它“不是按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经济的，它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工业、银行和铁路。只要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形成破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在人为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只有国内市场，因此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有效生产，只能保持一种剥削制度。沃龙佐夫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俄国陷入了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人民贫困，而人民的贫困又危害这种工业形式的生存。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企图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沃龙佐夫的上述观点在自由主义民粹派中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其中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某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它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是西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斯蒙第学说的变种，虽然也机械地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和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对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的说法也越来越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生产”即农民经济之上。他们说，由于改革后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使人民经营的土地占了全国耕地的9／10；这种“人民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潮流，它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使他们获得健康、繁荣生活的种种福利；政府应改变“方针”，把支持和保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到人民生产。
由此，自由主义民粹派放弃了革命民粹派以发动农民起义和进行密谋斗争以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主张知识分子停止革命斗争而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调整地租、改组农业银行等改良措施，以便“复兴人民经济”，改善农民状况。于是，“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
如果说革命民粹派看不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那么自由主义民粹派则是对这种存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们站在既反对农奴制残余，又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幻想永远保存小生产方式。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图修补这个社会，而不懂得那些诸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农民银行之类的办法只会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并在客观上支持了那些受传统束缚最厉害、摆脱农奴制残余最缓慢的资本主义进化方式。当然，自由主义民粹派中还存在着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热烈真诚地主张让农民取得尽可能大的份地，尽可能少缴纳赎金，要求让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希望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
90年代，俄国工业的高涨使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趋于强烈，而随着工业高涨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经理，以及财政、统计和技术人员等也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日益显示出巨大理论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尼·伊·季别尔（1844—188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争论之时，季别尔就对马克思学说的来源和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和齐切林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为了科学研究，他曾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出版于1885年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应用于俄国实际。这本书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季别尔对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不理解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价值论解释为李嘉图理论的“改良”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而且也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季别尔虽然承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一更替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和平活动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在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展开论战。他们在《新言论》、《生活》、《开端》等合法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前景，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894 年出版的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论》一书最早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中的现实。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出版于1898 年，此书是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观点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引用马克思学说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司徒卢威在他的著作中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而“价值学说，如同在《资本论》第1 卷和第3 卷中所叙述的那样，无疑地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他很快就以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批判者而闻名。布尔加科夫在其《资本主义与农业》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造成农业落后和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而是自然规律、首先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罗·卢森堡评论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
“合法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肯定的主要之点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是俄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他们的论战文章和著作具有纯理论性质，所以能够公开、合法地发表、出版和宣传，从而使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刊物、书籍和大学中盛行的话题。它不仅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