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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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图着小小的法国！
我说很理解那种氛围对他的刺激，但是我也告诉他我对那一片眼光的理解：如果那个好奇的服装出口商叫的是〃美国人〃或〃阿根廷人〃，大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仅仅针对法国的，这儿几乎就没见过西方人的踪影！你们西方人大老远的来看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也就占个便宜，看看送上门的老外。你要是早来几年，可能上了街都走不动道儿。要想碰上真正做法国梦的中国人，就得像我们这样，不避酷暑地去人海里寻找。
制鞋厂陈老板30多岁，是我们在巴黎的熟人的远房亲戚。他光着膀子，高兴地从两层小楼里出来迎接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身上戴的粗大的项链、戒指等金首饰少说也有半斤多。小楼的底层是制作皮鞋的作坊，总共有30多个工人，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在作坊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割皮、缝制等工序，他就领我们上了二楼住家，上茶让烟之后，便开始谈他的制鞋厂。在这个以制作皮鞋为主要经济的六七十户人家的村里，像这样规模的厂子有两三家。
他一年能净赚50多万人民币，但每双鞋的利润很小，只有3～5块钱。30多个工人，每人的月工资七八百块。陈老板躺在竹椅上，用杜蓬打火机点着香烟，感慨地说现在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鞋子的商标是要付费的，是买的上海的一个商标，因为温州鞋的名声给搞坏了；去年翻盖厂房，就花了20多万；刚买一辆本田摩托，32万多，但他又花了1。5万，才办到能进温州市区的牌照；他有个儿子，给送到市里的一所寄宿式贵族小学读书，每年要花两万多；自己倒没有什么花钱的嗜好，就是有时候玩玩麻将，小玩玩，输赢一两千而已……勃盖对这番报账很感兴趣，一笔笔记下来，再折算成法郎。但是不管怎么说，陈老板是这里的有钱人。他的担心一是毒品，这里不少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都染上了毒瘾，最后倾家荡产。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二是〃外地人〃，他说这里谋财害命、拦路抢劫的事都是外地人干的，主要是江西来的农民工。温州的社会治安，全给这些外地人弄坏了。作为有钱人，他进出都很小心。在他的工人里，没有一个江西人，而是周围比较穷困的山里招来的老实巴交的年轻人。
终于提到了法国。他说村里几家有人去了法国。不过他绝对不会去。他指指楼下：
〃我要是去了法国，那不就是和他们一样了？我们温州人在法国，还不是和那些外地人在温州一样。〃老板不愿沦落为打工仔，好理解，那么他的工人想不想去法国呢？〃他们去法国？〃陈老板很惊异，〃他们能来我这儿做工就高兴死了。几个月，挣的就比他们在家一年要多。去法国要花十多万，哪里轮得着他们。〃听熟人介绍，鞋厂是陈老板的父亲六七年前开办的。陈是家里的独子，两个姐姐都嫁人了，他父亲去年让他接手了鞋厂。陈老板说他父亲现在只管管厂内的事了。当问道为什么他不创办一个新厂时，他说现在不比七八年前了，做什么都有人要。就是这个厂，已经是费尽心血；他请了三个设计师，自己每年有三四个月在外头出差，随时掌握流行趋势，一不小心，就会亏本，因为为了保住销路，除了花钱拉关系之外，还要把利润降到最低。现在再开鞋厂，开一个死一个。
所以村里不少年轻人都没什么事干，家里都开着小工场，谁愿意去和这些外地人一起打工挣几百块钱一个月？有几亩地，也让外地的农民包了。我对勃盖说，听起来陈老板很有运气，因为他是独子，按照中国的传统，继承了家业。如果他还有一个或数个哥哥，他很可能就是那些没事干的年轻人之一。离开陈老板的鞋厂，勃盖觉得，他的那些同行把中国非法移民描述成被人贩子从土地上骗出来的穷苦人的说法，的确是有些一相情愿。我说，在还要继续进行的温州之旅中，他肯定还会发现些有关此土此民的一相情愿的法式说法。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5节：第一次温州之旅（1）
温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陌生的城市。了解一个城市，不仅仅是熟悉那儿的街道，更重要的，是熟悉那儿的人。这些年在巴黎和温州朋友打交道，我甚至都能基本听懂温州方言。在拍摄这个纪录片几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那位法国记者朋友勃盖一块儿去中国旅行，还特意绕了一趟温州，尽管这个城市，在任何一家旅行公司的旅游线路上都不会找到。和温州非法移民有初步接触的法国人，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离开家园，来法国经受磨难？他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家园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没有机会吗？我以前也向温州朋友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些不太认真的回答，比方说〃法国天气好〃，〃出来玩玩〃等等。但是也有人会认真地回答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把这句话翻给法国朋友，他们在玩味和感叹中国人的哲思的同时，还是觉得隔靴搔痒。还有的就是摆在诸多法国媒体上的现成的回答：逃避贫穷，被黑社会的人贩子欺骗离开了耕种的土地，被贩运到了西方，在地下工场里沦为当代奴隶……但是，作为和这些〃当代奴隶〃有过接触的法国记者，勃盖觉得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他的同行们在报章上描述的那种感觉。
那么，感受他们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自己到他们的故乡去看看？勃盖很是同意我的看法，我和他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一个暑假期间一起去了趟温州。我带着巴黎的几个温州老乡给的国内家人的联系方法和托付的钱物，登上了巴黎去上海的航班。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还受到一场盘问：进入候机厅前，一个穿着便衣的法国人冲我亮了亮警察证，然后诚恳地对我说，你大概是忘了申报5万法郎了吧？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我明白这位警官在虚张声势。法国法律规定，所有资金，包括外汇，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如果携带超过5万法郎的现金出入境，必须在海关申报，以防黑钱的流动或是转移收入，逃漏税收。不申报者，一旦查出，所带现金很可能被没收，还要被高额罚款。曾经就有过回国的温州老板携带巨额现金出关被查获的先例。这条航线上的临检率一直很高。我笑着回答道，我没有5万法郎。警官似乎有些不理解，一皱眉毛，怎么会没有？那么你带了多少？我说1000多美金，您想看看吗？我掏出钱夹。
这位警官换了副神情，冲我摇了摇头。8月份的巴黎，即使气温偶尔升到30℃，但那也是一种通畅的热，轻风阵阵。其他时候都是很凉爽的。受南面地中海、西面大西洋之赐，西欧气候之佳，也是它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的原因之一。勃盖是第一次去中国，在飞机上我就提醒他，得对8月份中国南方的热有所准备。他说自己都去过热带的非洲，不用担心。从上海转机到温州，已经是晚上。那年温州机场刚刚修建不久，大厅里服务台内只有几个公用电话。大家都挤做一堆，争打电话。一个人拿着电话大呼小叫，边上几个人就脸冲脸地等着，话筒一放下，前后左右就会伸出数只手去摘，动作慢一点，话筒已经在别人手里了。我也要给一个联系人去电话，问预订了哪间宾馆。开始我还试图排队：也就是紧挨在一位打电话的老兄身上，希望别人意识到并承认我是先到的。但很快发现这不奏效，电话一放下，立刻有胳膊伸出，甚至是从我的腋窝下伸出，把电话一把抓在手里。而且，对我的愠怒毫无反应，我就是在他脸旁十厘米处瞪眼，也不会影响他专心致志打电话。
我于是也加入快速伸手的游戏，直到听着打电话的人像是快说完了，就伸手去接话筒……然后另一只手捏着三毛钱，和其他数只手一道，争着往皱着眉头的服务小姐的鼻子尖下伸，让她收你的钱给开电话线。这时如果计较风度，就打不成电话。法国佬勃盖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打完电话，我气喘吁吁从人堆里挤出来，让勃盖别奇怪，中国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大家谁也不瞒着谁什么，所以打电话也就不用避人……作为西方人，他一定能独家发现这里的很多地方特色：当时的温州机场，是我所经过的机场中最不守秩序的，比起中国其他地方来，温州人就是少些守秩序的习惯。勃盖问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教育吧。〃那学校里就该多进行教育啊，〃勃盖说。〃可是现在在中国上学，效果只能是耽误赚钱。所以得在赚钱和受教育之间做个选择。〃我们开着玩笑，以保持良好的情绪。尽管勃盖有所准备，温州的热还是给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一出机舱，像是从冰箱一下给闷进蒸笼里，凉热的强烈反差就让浑身的毛孔一乍。勃盖明白了，原来中国的热是这样的，热烘烘的空气又湿又闷，厚重得让他觉得像是裹了一床潮热的棉被。
那几天温州的天气预报是39℃。他说应该把这个天气切割下一个立方体的样品带回法国，让大家轮流在里面待一待。原来，那些非法移民把来法国的原因归结为〃法国天气好〃不是开玩笑啊。我说，那可是个很认真的玩笑。出了机场，我们立刻被出租车司机围上了。我和司机们讨价还价后，定下了一辆富康，招呼勃盖上车。他有些迟疑。问我刚才是不是和人吵架？不知怎么，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不自觉地恢复了大着嗓门说话，举手投足的动作幅度也大起来，勃盖看来不能理解这种略带夸张的中式交流方式：的确，在法国，他也只见过我和大家一样，用退后半步就听不清的音高，和别人斯斯文文地说话。我告诉他，我和司机们没有任何不快，完全是正常的谈判，他们出的价太高，我还了个价，然后他们坚持加十块钱，并一致对我从外国回来还计较十多块钱表示不满，都在那儿帮腔。勃盖有些兴奋起来，可算是感受到文化的不同：同样的情形，要是出现在法国，就是五六个人把一个人围住，并你一嘴他一嘴地大声嚷嚷，路过的人非得报警不可。
可是上了车，他又有些怀疑：真的没和人吵架吗？要么就是这个司机厌烦外国人？他坐在后排，这会儿得用双手紧抓前面的椅背，才能维持身体平衡。也难怪勃盖，比照法国人的开车方式，我身边20多岁的出租司机，与其说是在开车，不如说是在撒野。他开着大灯，在路两侧甩过来甩过去，从左超车，也从右超车，超前面正在超车的车。大拇指像是粘在了喇叭摁钮上，一路鸣笛。机场高速公路看来还在修建之中，大灯光柱里时时可见未完成的路段，也经常冒出堆着的建筑材料，司机的处理就是一次次急刹车。正前方出现了两道光束，但我们的司机似乎是下了决心要向来犯者一头撞去，在路当间毫不减速，对面的光束晃得我都睁不开眼了，司机才猛地一打方向盘，两辆车几乎就是在接触前一刻呼地交错而过……我回头跟勃盖说，看来这儿的车都是这样，不是因为你才这么开的。开出去几公里，开始堵车了。司机一打方向盘，下了路基，上了田埂，亮着大灯，在田埂上搅起一路烟尘，出租车成了越野车。我在反光镜里看到后面有车也紧紧跟了上来……司机很快就和我搭话了，说你们说的不像英语，我告诉他后面坐了个法国人。他马上说自己有朋友在法国，但真正的法国人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我们踏上温州的地面后碰上的第一个交谈者，就曾想过去法国，不过觉得路费太贵了。勃盖听了我的翻译，问他为什么想去。〃法国好呗。〃〃好在哪里？〃〃大家都说好。钱挣得多啊，钱多，不就什么都好了？〃勃盖问我，估计司机在温州能挣多少钱，我说得问问司机。
勃盖很小心：这样的问题能问吗？我刚一开口，司机便给我报账，说买车、上车牌就花了十五六万，借钱买的，每个月能进个五六千，一大半用在还债了，养老婆孩子得花多少多少，两边的老人逢年过节总得孝敬孝敬吧，朋友之间人情来往也是免不了的，要是碰上点事，交警一罚，又得搭进去多少，等等，剩下千把块不到。听他的口气，干这行是倒了八辈子楣。勃盖很惊异在两个陌生人之间能如此自然地谈起个人的生活问题。这在法国是难以想像的，个人的家长里短不会成为朋友聚会的话题，更不会被陌生人用来交流感情。法国人总有种印象，中国人很封闭。因为文化、语言和社会层次的不同，法国人很少和中国移民接触，大多数华人也只是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介入法国的公共生活。于是法国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呆板、封闭、隐秘，给人的感觉是你还在十步开外，这儿就赶紧关门闭窗，然后再躲在门缝后眯个眼打量你。在温州，勃盖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印象，他发现中国人的生活空间是相当敞开的，甚至敞开到不习惯过问他人生活的法国人感到别扭的程度。20多公里的机场高速路终于在勃盖的提心吊胆中走完了。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6节：第一次温州之旅（2）
我们的酒店订在温州最繁华的人民路上。眼前的景象让勃盖不相信自己是身处据说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街道上。在法国，有一首黑人歌手唱的以移民为主题的歌，叫《梦想》，其中有一句词：〃走在了欧洲的街头上，这已是个梦想了。〃这回轮到法国朋友为温州街头的声势惊叹了。晚上9点多了，大路两边的高档商店还灯火通明地开着，一家连一家的夜总会的霓虹灯如波浪在头顶上滚动，马路上人来人往，人潮中常有三四个年轻姑娘，穿着色彩鲜艳的半透明长裙，手挽手优雅地走过。路上汽车、三轮车、自行车穿梭不停，汽车喇叭加上三轮车的手压小汽笛，大家都齐心协力地发出声音，喇叭超车时要摁，被超时要摁，催促行人要摁，一路直行也摁，因为前一分钟没得摁所以要摁，声响沸天。勃盖在一段笔记中写下了他这个印象：〃在巴黎的温州人似乎不为巴黎的景观而吃惊，曾经让我疑惑，按理说他们是来自第三世界啊。现在有答案了。我们引以为荣的法国都市的大街小巷，对他们来说该是如同昏睡般安静。〃我给勃盖简单介绍了一下温州。这个有60万人口的浙江南部重镇，20世纪80年代前经济发展缓慢，城市建设落后，是全中国少有的未通火车的城市之一，对外交通只有公路和水路。
在这一带常跑长途的人都知道一句话：〃汽车跳，温州到〃，其公路质量可想而知。从最近的一个大城市上海来往温州，得坐海轮颠簸19个小时。但是这也没挡住温州人，每班长途车，每趟海轮，都会被肩挑手提的温州人塞得满满的，他们谋生的足迹遍布中国，近在上海，远到拉萨，到处都能碰上温州人开的理发店、裁缝店。就是在全中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很多温州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做生意。当然，我得给勃盖解释割尾巴这个中文表述的含义。那时，个人经营些商品交换活动，所冒的风险，犹如在法国打黑工，不仅仅是被人发现丢点脸面的事。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张长云，就因为在东北跑小买卖，被带袖箍的抓住，把他包裹里的几十副印制粗糙的扑克牌和几摞火柴没收了，再用半个小时的铜头皮带的滋味作为交换。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代，在温州人的共识里，做买卖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现在，温州又成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