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红色乐队的回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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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是并不违背地下工作纪律的，因为我们的社交往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一次热
烈的重逢，我向他谈了他哥哥的情况，我在莫斯科拜访过他。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我购买了组装发报机的零件，估计在奉天是买不到这
些零件的，我们把它们装进箱子里。
在《左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中，奥托·布劳恩说他从满洲到上海的旅途中
携带了2000美元现金，以便援救诺伦斯一吕格夫妇。他描绘了白俄和日本密探不断
地对旅客进行监视的情形。
恩斯特和我向着不同的方向驶去，我的米沙当然也跟着我一同走。在1800公里
长的旅途中我们时刻注视着自己的箱子。在满洲边境箱子被打开了，在我们的发报
机零件当中，除了较小的物件之外，有两只电子管，这种电子管当时有煤饼那么大。
边境上的这种检查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若不是奥托·布劳恩在
他的旅行记中提醒我，我根本不会提到携带零件的事，下面这段回忆也是在他的启
发下想起来的：
我们希望在奉天能够买到为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这种变压器是由坚硬
的铁构成的，是一个大约20厘米见方的又笨又重的大家伙。在奉天根本买不到我们
所需要的零件，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路程返回上海，到那里去采购变压器。天津近
得多，也许他到那里去过。但是隐藏变压器需要做充分准备工作，这只有在上海才
可靠。恩斯特需要罗尔夫的帮助，罗尔夫很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他们买了一把沉重
的安乐椅，运回我们上海的住宅里。恩斯特和罗尔夫小心翼翼地撬开底座的嵌板，
把变压器放在里面，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罗尔夫和恩斯特二人都是细致认真，尽
职尽责的人。在最后的一瞬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又决定用结实的细绳把变压器再
固定一遍，然后把嵌板重新钉好，安乐椅寄到我的或者是恩斯特的地址。我记得是
寄到我这里，因为我让人从上海寄家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安乐椅收到了，但捆绑
变压器的铁丝却断了，变压器虽然依旧固定在绳子上，但却沉下来把嵌板磨得薄薄
的，万一在运输途中再震动几次，它那锐利的棱角会穿透嵌板，变压器就要从里面
掉出来。对于那些驻扎在满洲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密探来说，这足以招来对我们的怀
疑。一个有益的教训是，工作不仅是双倍的，而是要三倍的谨慎。
我们于1934年5月到达奉天，住进大和饭店。恩斯特弄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
司介绍信，我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信件，我们全都公开放在卧室里，以便减轻密探
们的工作。在饭店里我们从来不谈及我们的活动。
我们在奉天的任务，就是要配合满洲的特殊形势。中国最进步的势力，自从日
本入侵那天起，就下决心进行积极抵抗。在满洲的山区里，当然也在小城市和农村
里，出现了许多游击队小组，其中有工人、农民、大学生和士兵。许多游击队小组
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满洲通过它的工业产生了一只强大的工人阶级。
游击队运动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第6次代表大会
就做出决定，建立游击队分队，他们后来成了中国红军的核心。参加党代表大会的
共产国际代表，对这个决议表示欢迎。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执行局，即共产国际的
最高领导机关，号召它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中国党。理
所当然的是，苏联最有力地参与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援助，毫不奇怪的是，在日本人
占领的满洲从事活动的同志们可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们也的确得到了这种援助。
中国同志在苏联学习了开展游击队活动的方法，那些被选出来参加学习的人，感到
特别骄傲。
我们手头掌握着几个游击队员的别名和接头地点，他们要组建游击队小组，进
行训练开展活动。组建起来的游击队小组，在我那个时期尚未开展打击日本军队的
战斗，他们的活动仅限于运输领域、工业区和日本司令部所在地。
我们电台的任务是在游击队和苏联之间建立联系，转达游击队的问题和报告，
向他们传达苏联的建议；恩斯特像我一样，受的是同样的训练，凡是他不能亲自处
理的事情，都由我来做。
恩斯特和我与三个游击队领导人有联系。像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任务一样，我
们的任务也分解成细部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可能取得微小的成功，也
可能遭到失败。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遭到一次失败。
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那些已经约定的接头和寻找一处可用来安装电
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自从离开莫斯科以来，每天晚上我都把接头地点和时间以及我的电台信号的格
式，在头脑里重复一遍。为了保护领导同志，因为他负有更多的责任，根据原则规
定由我去与游击队接头和操纵电台。尽管如此，恩斯特也很难逃脱被怀疑的阴影，
说不上会遇到什么风险。他是个勇敢的人，总是把更多的危险揽到自己身上。
我与一个住在哈尔滨的姓李的中国人的接头时间，是我们到达奉天之后的数日。
在经历了上海到奉天的漫长行程之后，我不想让米沙再一次经历两次六百公里的旅
途劳累。他得了一次百日咳之后特别虚弱，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健康起来。恩斯特
答应照看米沙，我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许多指令，包括如何喂鱼肝油的小窍
门，但愿这些指令都能有用。
在我生平所看到的城市中，当时的哈尔滨是最为阴森可怖的城市。除了中国人
和日本人之外，在那里生活的主要是俄国流亡者，他们身上都带有与十月革命不相
容的旧时代的印记并且彻底堕落了。许多人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这样一番景象在
一个中国城市里显得比在欧洲更加可怕。乞丐、小偷、妓女决定了城市的形象，晚
上人们不敢单独到街上去走动。
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让我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墓地入口处与李接头。我走在一个
人烟稀少的地方，偶尔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那里踉踉跄跄地走过去，我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我等了十分钟，越等越害怕，我被人辱骂了两次。我
等待了25分钟，李也没来。
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城市，次日夜晚我再一次去那个墓地，这一次我等待了
20分钟，李仍未出现。我心情压抑地返回奉天。
恩斯特和米沙正坐在饭店里用晚餐。恩斯特小心翼翼地往米沙嘴里喂了一匙稀
粥，我被感动了，恩斯特见我回来很高兴。我的迟归令他颇为担心。听了我的详细
汇报之后，他的脸阴沉下来，甚至问我是否真的去过接头地点，等待的时间是否够
长。他不能忍受工作中的失败。
我们必须等待下一次的接头，据我记忆，是在14天以后。
寻找住宅的事情一时没有着落。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
剩余的是些逃跑的中国将军们的孤零零的豪华别墅。蒋介石在满洲从未有过置啄的
地盘。这一方土地在日本人入侵之前是由张学良控制的，在他之前由他父亲张作霖
控制。
恩斯特终于在一对经常吵架的德国夫妇那里找到一间屋子，他们在经济上并不
宽裕；许多欧洲商人都在日本人的竞争中吃尽了苦头。
我需要一个独立的住宅来设立电台。我再次去看了一处豪华别墅，它属于张学
良将军的一个亲属，对于我们来说显得太大。他从前的仆人带领我们看了一遍。在
我们离开这块地产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有一栋石砌的小房。仆人微笑着说，房主，
即一位将军的情妇在那里住过，有一条地道直通正房。我问他，我可不可以看看，
仆人花了好长一阵时间去寻找这栋房子的钥匙，我走上石阶，发现入口门后有三间
带有护墙板的屋子。房子下面是厨房、仆人住室和地下通道的出口。这里没有暖气、
浴室和厕所，但是这房子很适合我的工作，尽管它的房顶对于天线来说显得太低。
仆人摇着头说，他必须给那位将军往北京写封信。很快得到回答。经过换算，只要
每月支付30马克，便可以住进这栋小房。我可以从别墅里挑选家具。小房子有一张
睡椅，大概是这位将军从前来看望情妇时用的，现在可以做我的床。我给米沙买了
一张儿童用的藤床，还添置了一个圆铁炉子。袖木写字台上，像从前一样，摆放着
一幅具有家乡风格的德国湖的照片。
幸好仆人们的居家都在小房子底下，只要我把门关上，任何人都进不来，同样
合适的是，尽管我的居室坐落在一层，但由于它们高出地下室，所以任何人都无法
看进来。除此之外，到了夜里，窗户都有向内关闭的坚固护板。我们利用大房子里
从前仆人们用的厕所，它位于院子里50米远的地方，那是一个乡下性质的板棚子，
没有冲水设备，门上只是缺少一个插销。米沙和我都在大木桶里“洗澡”，冬天我
们把它放在我卧室的炉子旁边。两个石雕的虚构动物装饰在大门两侧保护着我，但
愿它们在寂寞的夜间工作中也保护着我。一堵墙把我们的地产与德国俱乐部隔开，
高大的杨树从墙那边伸向我们这边来。
在找房子之前，我和恩斯特发生了意见分歧，在他看来，我与他迁在一起是理
所当然的，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我却拒绝这样做，不知为什么，尽管如此，
我却喜欢他，像他喜欢我一样。我们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他是一个人，我必须
在一切方面都顺从他。为了工作我什么都能接受，尽管他毫不顾忌自己，也对别人
提出过分的要求，对我要求的更多，当然不会对我造成纯体力上的伤害。在许多个
人的事情方面，我尽量顺着他，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无法在一种完全由伴
侣决定的气氛中生活。恩斯特需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女人，无论在哪方面都服从他，
跟着他过他的生活。改变他需要花费许多气力，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想进行这样
的斗争。
把电台架设起来之前，我遇见一位在苏联情报机构工作的同事。这位同志个头
儿又小又畸形，留着一头刷子发型。我交给他一些用密码书写的消息，也得到一份
用密码书写的回答。在我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中央就是向他询问过我在奉天是否有
一位叫弗克斯的汉学家。
我们当时所采用的密码，尚不符合马克斯·克里斯蒂安森一克劳森在《左尔格
博士东京来电》第268页中所描述的系统。我们所采用的第二套密码，是由相加的数
字组成句子，这套密码来自另外一本书，我们还要把这本书的字母转换成预定的数
字。
于是我必须向这位苏联同志通报与李接头所遭到的失败，这是“第一号消息”。
中央的回答听起来颇为气愤，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可我们却
未能完成。
我迁入新居，安乐椅和变压器也来了，我们又架起了电台，其实，主要是由恩
斯特组装的，他做得更好。我们所采用的发报机型号与马克斯采用的一样（见《左
尔格博士东京来电》一书）。人们可以采用不太通用的接收器零件组装这种发报机。
根据我的记忆，它叫赫特莱发报机三点振荡电路。但是，我们并未像马克斯三年以
后做的那样，省略整流器，它和它的配件变压器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我们的设备在奉天尚有巨大潜力，也许马克斯当时组装得更好。每一次都把电
台拆开是不可想象的。除了沉重的整流器和那些巨大的电子管之外，我们还采用过
粗铜线制成的线圈，它是把粗铜线缠绕在啤酒瓶子上制成的。光是这些线圈就比十
年以后的整部发报机占的空间都多。我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表面上
刻有中文字，上边是一根缠有棉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人一颗
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螺钉，第二条被我缠在
黄铜尺子 ＇注＇ 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那句镌刻在我那根黄铜尺上的中文
格言是：“深刻理解‘感觉’与‘生活’的真理的人，能活五百年” ＇注＇ 我从别墅里搬来一张巨大的写字台，这是我的最重的家具。我还从上海带来那
只樟木箱子，把它放在写字台下正合适。我们把发报机和整流器都装进这只防蛀箱
子里，再在上面盖上一块木板，夏天在木板上存放冬天用的防蛀衣物，冬天保存夏
天用的衣物。箱子本身相当沉重，所以很难发现它的附加重量，再加它还有金属护
皮和一把保险锁。我这小小卧室是存放樟木箱子最合适的地方，通常居家过日子都
离不开它。若是进行彻底搜查，这发报机是会被发现的，我们希望在奉天颇为流行
的密探们不再窥视欧洲人的家庭。这些又大又重的设备我们无法隐蔽得更好。我们
慢慢地学会了运用较小的零件，大约一年以后，恩斯特把发报机，当然是没有整流
器，装进一台可以搬动的留声机里，以代替发动机。整个在奉天的那段时间，我们
的发报机始终放在樟木箱子里。恩斯特是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在上海买了一本美
国的教科书，有250页，印得密密麻麻，是为广播电台的技师和维修师而写的。恩斯
特没白天没黑夜地研究这本书，由于他根本不懂英语，我必须为他翻译。那些专业
术语我常常既无法翻译，亦无法解释。这时他会说些难听的话。最终他还是掌握了
这本书，我记得他能背诵其中的绝大部分。
在奉天我每周从我的卧室拍发两次电报，并非每次都能播发一条消息，但是我
必须报到，惟恐中央有发给我们的消息。一巳遇到干扰，我们或者对方听不见，我
便在次日夜里再尝试一次。
尽管我后来没有别人帮助也能成功地组装发报机，但始终未能像恩斯特那样成
为一个内行，但是我会发电报。后来我才知道，我发报的能力相当迅速、准确，超
过通常的水平，我能毫无错误地接受最快的密码。在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的夜间，
工作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这台功率颇弱的发报机，却很少能给人带来乐趣。
我常常中断发消息，问对方：“你听得清楚吗？”得到的回答常常是相反，于
是我必须把一切再重复一遍。利用我这台普通受话器，连海参崴的对方都听不清楚，
常常被别的电台所淹没。遇到这种情况，夜间工作即使拍发不很长的电报，也要花
费几个小时，收听比发报更令人烦恼，因为它要求特别集中精神。一旦遇到可疑情
况，毫无危险的接收事实上比危险的发报更让人神经紧张。我很佩服马克斯·克里
斯蒂安森一克劳森，他似乎能在一个小时里拍发500组，而且他所掌握的距离比我们
远得多。500组在我来说，因为要经常进行必要的重复，须持续半夜。有时连续工作
两夜，终于把消息弄到手里时，大约在清晨3点或者4点钟左右，便又开始破译工作，
因为纸条不能保留的时间太长。最迟在7点钟左右便天亮了，于是我的米沙又要唤醒
我。
我们发出去或者接收到的消息，通常在60到500组之间，每组五个数字，很少有
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不同的钟点发拍，但总是在夜里。我们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