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0-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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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中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香港工商报）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日记》透露，“五日，钟煌可复为陈炯明求和。总统以无诚意，且言陈炯明对我，只可言悔过自首，不能言和，故不允所请。”吴稚晖是陈炯明知交，现在与汪精卫对孙重提此事。吴稚晖、汪精卫分别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致书陈旧部黄居素（按，黄居素曾任广东农民部长，粤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及首任中山县长，为陈亲信），劝陈与孙中山和解。吴稚晖致黄信，说孙将出师江西，请劝陈军“最好亦攻闽”。并托黄转交他的信与陈。汪信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示黄劝陈悔过。吴稚晖在其同月二十九日所写一万字的致陈炯明长信中，以其素有的滑稽突梯之文，上天下地天南海北纵横驰骋，无非说孙陈不能分离，谆劝老友和解，共陈十条献计，表示“根本观念，既已相同，一切少少牺牲，自然双方不败，即个人平昔憾恨，尽可不必调和”。结语云：“俟国事大定，永不交谈可也，拔刀决斗亦可。”汪、吴三信，相差两三天，不得孙中山默许，不能同时发信。五月十三日，陈炯明复书吴稚晖，论昔日与孙之恩怨，述自己一生抱负，含蓄表示无和解可能。其事乃寝。汪、吴、陈三信，经《陈炯明传》作者康白石于一九七五年在美觅得，载《陈炯明传》中，是可贵的史料。
不知经过如何的转还，月余以后，六月二十五日，黄居素邀孙中山代表汪精卫、廖仲恺与陈炯明代表马育航、邓伯伟会晤香港，举行谈判。廖传达孙意，坚持陈炯明写悔过书为唯一条件。马电陈请示，陈复电拒绝，便无结果。又过三月，吴稚晖忽由香港搭小轮访陈于汕尾，同行者莫纪彭，但吴以后说，邹鲁亦与。陈候之江边，后来谈至深夜。据《陈炯明传》记述，陈吴获得协议是，大军沿江西线前进，陈军攻福建。北伐至长江后，问题自然解决。且拟好两封通电，经陈签字，吴带回广州，经孙裁可后，双方同时发出。孙陈合作北伐，看来得到协议。舟返香港途中，吴稚晖对莫纪彭说：“一生拿人家的金钱，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最钜量就像陈竞存交过他港币五万元，拿到了这五万元到了巴黎办起里昂大学。万不料到两年后，大家闹到这田地哩。”（陈传载莫纪彭回忆《海丰之行》）
悔过书呢，《陈传》说陈吴之会没有提起。但是，孙中山没有忘记。据《陈传》引英国国家档案局于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布的外交文件（M340 R0114）所述：“吴从汕尾回来，即日上广州。这时国父已经北上督师韶关，吴先生又赶到韶关，到后在国父跟前呈阅两封通电，并陈述陈氏已经悔过，其言至诚。国父向吴先生索取悔过书，吴先生答以悔过书仍未携来。这话才出口，将身跪在国父面前，再说一句：‘我吴敬恒代陈炯明悔过。’国父自然把吴先生扶起。”孙陈合作之事终于破灭。九月二十八日，孙返广州，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见孙，也力劝与陈合作，联合讨伐曹馄、吴佩孚，孙拒绝。一纸悔过书的周折，带来历史的曲折。翌年（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继之病逝协和医院。陈炯明倾诉积愤的挽联已如上述。陈军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屡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晤段祺瑞以商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挽以联曰：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吴稚晖在联内重提旧事，谓与孙中山地下相见，送上悔过书，关系当恢复了。恐怕，这只是他个人善良的愿望而已。以孙陈之各执己见，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吴在挽联中附有跋文，文颇长，述孙陈之再度合作所以不成，乃出于“陈为部下所持，遂未成”。是为陈开脱之言。但吴也不胜惋惜悔过书事，谓为“惜此一纸书竟未成也”，暗示了陈的坚执，孙的固执。
文写竟，也许还是不明所以。想像陈炯明其人，二十年代大呼“老百姓不出，奈民治何”！其排斥党权、军权而倡民权之所为，人谓陈曰新军阀，如此军阀，亦难得矣。
二○○○年七月六日
“晚生代”小说中的“性”
？ 吴 炫
新年伊始，朋友来电，说想看看我刚写就的《论“断裂的一代”》。我就在电话里和朋友聊到了“晚生代”小说中的“性”。我想，引起批评界最多争议的，就是这一代作家大多都用一种感兴趣的态度写到“性”，以至给人无“性”不成小说的印象。朋友马上说，他不喜欢吴晨骏《梦境》这样几乎与性无关的小说，也要写到主人公在轮渡上看“趴在栏杆上屁股高高蹶起的女孩”；而西飏的《青衣花旦》，渴盼的那种“我现在看出去的女人……浑身赤裸裸的”的情境，也总是让人老不舒服。尽管小说中写到“性”，不等于就是写“性”的小说，但无论如何，朋友说，他不喜欢“晚生代”作家对“性”的欣赏态度。我素来不赞同用喜欢不喜欢、舒服不舒服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评价，于是就跟朋友说，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人手记》和纳博克夫的《洛丽塔》给我们的阅读感受都是不舒服的，但其“文学性”比很多让我们“舒服”的小说都强。尽管这不能反过来说：不舒服的小说就是好小说，也不能由此推出“晚生代”的小说就是好小说。朋友不语，大概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也没说赞同我的意见，原因大概还是在于很难排斥“不舒服”的感觉。
有一点我想我的朋友是明白的，那就是“晚生代”作家如此，多半来自对传统道德的一种抵抗。因为过于考虑对抗，一不小心尝到了欲望的快感，便多少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原来是隐秘的性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所支配的大胆的、随意的文学性表现，用传统的道德眼光来看，自然是卑琐的、低下的，但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则至少是真实的、自然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展现。虽然我们读起来不舒服，但作家写作的时候则是舒服的。不过，我接着跟朋友解释：用我的“本体性否定”眼光来看，文学的最高境界既不是写“符合传统道德的性”，也不是写“原生态改头换面、真实的性”，而是在于作家能否“穿越”这两种性，写出自己对“性”的理解——如劳伦斯那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以健康为准绳的性“世界”。所以我不完全赞同“晚生代”作家对“性”的处理，但我也不赞同你对“晚生代”小说写“令人不舒服的性”的批评。
这就首先牵涉到我们的“性观念”是否要进行当代改造的问题，但用舒服不舒服，则恐怕很难完成改造的工作。一则因为我们虽然“不舒服”于作家写“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是“想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而“不敢看”或“看不到”，这说明传统道德对本真的生命感受多有抑制，因而也有虚伪性——其结果，便是只能偷偷摸摸的看，鬼鬼祟祟的看。这样，与“性”相关的生命状态便萎缩了。二则对“晚生代”小说中的“性”采取道德性的批判，至少没有看到“纵欲”、“拜金”、“享乐”，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均是由轻视欲望、私利的传统道德制造出来的。由于欲望和私利均属于人的自然性生命状态，我们只能尊重她而不能束缚她，所以束缚一放松便是纵欲，所以歧视欲望与沉湎欲望其实是一回事。而屈原与西门庆，也就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了——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见“纵欲”的文化性根源。所以在根本上，我们应该对传统的“性观念”不舒服才是，把观念上的不舒服问题解决了，感觉上的舒服不舒服就好办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自己的欲望”与“通过损害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是有原则区分的。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的欲望采取健康的态度，而不必总是用道德性的眼光指责。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对女人感兴趣，我们就会拿他取笑，在审美上也就是“丑”；而公开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虚伪，我们则常常用“君子”来称之为“美”——尽管这个“君子”私下里还是对女人感兴趣的，甚至比前者更感兴趣。但眼不见为净，私下里只要隐藏得好，那也就跟没有一样。这就更增加了道德的虚伪与生命的虚伪——生命的自然状态必须藏起来才是，而表现出来的生命则均是生命的躯壳。因此劳伦斯的审美法则至少是指：本然的就是健康的，而虚伪的则是不健康的；本然的谈不上“美”，但虚伪的则一定属于“丑”。由于本然的欲望像大自然一样带有相互冲突性，所以我们每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初衷上应该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应该遵守某种游戏规则（如法律和社会规范）和公平竞争原则。言下之意，欲望世界不应该由道德和情感判断来管束，道德和情感判断也管束不了。所以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控诉和批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应该诉诸高于任何人之上的法规。所以用轻视、泯灭、遗忘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欲望，欲望只不过会以更加隐秘的、变异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已。中国人喜欢的窝里斗、大批判、煞有介事和鬼鬼祟祟，以及人格的扭曲，焉能不与这种欲望的不正常宣泄有关？既如此，“晚生代”作家扯开张贤亮这代作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性观念面具，以直接的、坦率的、不加贬抑的笔触描绘人的性心理和性活动，可以视之为是对传统道德及其由这种道德制造出来的虚伪人格的反拨，在文学“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并不决定文学价值的高低”的意义上，也可以视之为是对以往文学道德性的写“性”的突破，更主要的，是在文学创作领域，提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本然的、健康的性观念问题——尽管“晚生代”小说中的性态度斑驳陆离，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晚生代”小说中的性观念就是健康的性观念，但提出这个问题，则无疑预示着我们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包括性观念）的开始。
朱文的那篇争议较大的《我爱美元》，通过对儿子和父亲共同的性苦闷的描写，对这个命题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指责《我爱美元》这样的小说写得很“流氓气”是十分容易的，但这种指责不可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重建做任何工作。看起来，小说写父子俩共同嫖妓这件事，似乎是大逆不道的，甚至可以说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准则。但作者的立意实际上并不在“共同嫖妓”本身，而在于澄清基本的性欲满足无论对父亲还是儿子都是相同的这一事实。在某种情况下，父子俩同时有性的需求，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父亲因为是父亲，既不能在儿子面前袒露这一点，也不能不让儿子优先满足，这其实也是一种牺牲。这就使得父亲只是作为一个身份而活着，而不能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那样去活着。这让我们想起了很多人的异化问题。比如一个领导是不能在被领导者面前表现喜怒哀乐的，一个教师也是不能去爱学生的——否则怎么为人师表？如果说有的异化是人的宿命（比如人永远只能在理性的束缚中活着），那么，我们是否也异化了本不应该异化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是由各种身份构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就是可想而知的，《我爱美元》也就是让人可以警醒的。这意味着，当父亲作为一个人时有自己正常的欲望，这个欲望哪怕是面对儿子时也应该有满足之权利，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理性，一种我们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理性。所以，父亲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不应该显示自己的性欲，就像没有丈夫的女人不应该再嫁一样的荒唐。由此类推，小说中写儿子帮助父亲招妓，立意也就并不在于写儿子的荒谬和无稽，而在于写自由自在的新人类，为上一代人的压抑性生活所着急，并通过自己能够做的，将上一代人从压抑性生活中解救出来。在这里，只有儿子才会为自己的父亲着急（儿子不会为其他父亲着急，但可以为其他父亲悲哀），也只有着急的儿子才会冷不丁想到招妓的事。因为性有的时候就是性，它不必一定要通过爱情才能得到满足。或者说，通过爱情满足的性，是对爱情的异化与轻视。这样，着急中的儿子就不必、也没有这个能耐帮助父亲去寻找爱情，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性危机问题。所以，儿子对父亲健康意义上的关爱，就同样不必一定通过符合传统道德的手段来体现。朱文的小说逻辑是：吃饭就是吃饭，不必先谈一通爱情然后才来吃饭，因为那样一来，反倒可能吃不下饭了。朱文的小说如果说有社会责任的话，那就是，帮助父亲这一辈恢复健康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