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我的自由-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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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舞蹈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了。我们把我们的舞蹈称为新舞蹈体系，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我完全是即兴表演，凭着想象进行创作，想到什么漂亮的动作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把箭射向天空》。我常背诵这首诗，并常教孩子们用舞蹈动作来表现诗的含义。到了晚上，母亲给我们弹奏钢琴时，我就即兴编创舞蹈动作。那时，有位可爱的老太太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曾在维也纳住过，并说看见我就想起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范妮·埃斯勒。她常向我们讲述范妮·埃斯勒的辉煌成就，还常常说：“伊莎多拉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勒的。”她的话激励了我的勃勃雄心。根据她的建议，母亲把我带到旧金山一位很有名气的芭蕾舞老师那儿去学习，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教的课。老师要我用脚尖站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因为这样美”，我说这样既难看又别扭。就这样，上了三节课后我就走了，而且再也没回去。他竟然把这种做作而陈腐的体操动作称为舞蹈，这只能扰乱我对舞蹈的理想。我理想中的舞蹈可不是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楚我理想中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世界，只要我能找到钥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畅游。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潜质了，它之所以没有被扼杀，是因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的闯荡精神。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应该从小时候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所谓“教育”，恰恰使孩子变得平庸，剥夺了他们展现和创造美的机会。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谁来当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成千上万的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如果遵照传统的教育制度，也许她早把我们变成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了。有时候她也很惋惜：“为什么四个孩子非得都当艺术家，就没有一个本分的呢”但实际上正是受她追求美好和不甘平庸的精神影响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计较，她教育我们要看淡身外之物，对房子、家具和各种用品等都不要太放在心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终生都没戴过一件珠宝。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累赘。
辍学后，我开始大量地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虽然离家很远，但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跑着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可爱的漂亮女子，叫爱娜·库尔伯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她鼓励我读书，每当我跟她借好书看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和她热恋过一段时间。她显然是我父亲终生挚爱的人，也可能是这条无形的命运之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那时，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有其他人的无数小说，无论好坏，也无论能给人启迪还是误导，我都贪婪地阅读。我常常就着白天捡来的蜡烛头的亮光整夜整夜地读书。那时我也开始写小说，还编过一份报纸，从社论到当地新闻和短篇小说都由我一个人来写。另外我还坚持写日记，为此还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无法告诉别人的天大的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班年纪稍大的学生，姐姐教他们跳“交际舞”，也就是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一类的东西。在这班里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弗农。当时我十一岁，可是因为我盘起了头发，又穿着肥大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像《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是这样。弗农当时觉察出来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龄，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一块参加舞会时，他几乎每一场舞都同我跳。舞会结束后，我总是无法入睡，直到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写日记，记下我难以平抑的激动心情：“在他的怀抱里飘飘然。”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里工作，为了能从药店门前走过，我常常要走上几英里的路。有时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一句：“你好吗”我也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晚上我常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单相思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感觉非常痛苦。后来，他宣布要与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小姐结婚了，我只好把痛苦和绝望都写在日记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的那天，我看见他与一位头戴白色面纱、相貌平常的姑娘走出教堂时我的心情有多么难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最近一次在旧金山演出时又遇到了弗农，当时我正在化妆间化妆，一位白发苍苍的人走了进来，不过那人看上去很年轻，也非常漂亮。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弗农。当时我想，过了这么多年，我总可以告诉他我年轻时的感情了吧我原以为他会让我逗乐了，可谁知他听后非常害怕，并马上谈起他的太太，那个相貌平常的女子。她好像还活着，他从来没背叛过她的感情。有些人的生活多么单调呀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疯狂地恋爱，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没停止过疯狂地恋爱。现在我正从最近一次爱的打击中慢慢恢复爱的伤痛，看来这次打击太猛烈、太残酷了。可以说，我现在正处在最后一幕开幕前的休息间隙。也许我的爱情剧已是最后一幕了吧我不知道。我也许会出版我当时的影集，问一问读者对此有何感想。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1）
受所读书籍的影响，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到国外看看。我想跟随某个大剧团出去。于是，有一天我便去拜见一个巡回演出剧团的经理（当时这家剧团正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请求允许我给他表演一下舞蹈。试跳是在上午进行的，在一个又大又黑的空荡荡的舞台上，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种叫“图尼克”的希腊风格的白色紧身衣，和着门德尔松《无词歌》的曲调跳了一段舞蹈。曲子终了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对母亲说：“这种舞蹈不适合在剧院跳，倒是在教堂里更合适些。你还是带着小姑娘回家吧”
我很失望，可并不气馁，开始想别的办法出国。我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说明我再也不能在旧金山呆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有点不理解，可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愿意跟着我，于是我们俩决定先动身，就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旅游优惠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都留在了旧金山，我们计划在芝加哥站住脚后再来接他们。
到达芝加哥时，正是炎热的七月份，我们的随身之物有一只小箱子、祖母留下的一些旧式珠宝外加二十五美元。我希望立刻就有人请我演出，这样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带着那件希腊式的白色小图尼克紧身衣，我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经理，并为他们表演我的舞蹈。可他们的看法与最初的那位经理一样，都说：“你跳得确实很好看，但却不适合舞台演出。”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们的钱眼看就要花光了，典当祖母的珠宝也换不到几个钱。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身无分文，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无处安身，只得流落街头。当时我的外衣衣领上有一条高级的真丝花边，就在我们被赶出来的那一天，在炎炎烈日下我沿街走了好几个小时想卖掉它，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出手，我记得当时卖了十美元。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花边，换来的钱够我们再租一间房子了。另外还剩下一点钱，我出了个主意，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吃西红柿，没有面包和盐。可怜的妈妈身体虚弱得都快不能坐了。起初，每天一早我便出门，想办法去见剧团的经理；最后，我只好决定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于是便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呢”柜台上的一个女子问。
“什么都会。”我说。
“哼，我看你好像什么都不会”
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只好去一家共济会空中花园剧院找那里的经理帮忙。我在小提琴演奏的门德尔松《春之歌》的旋律中翩然起舞。经理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完了我的表演。
“哎，你长得很漂亮，”他说，“气质也不错。如果你肯改改跳法，不跳这些，来点带劲儿的，我想我可以雇你。”想到家里剩下的最后那点儿西红柿，还有饿得发昏的可怜的妈妈，我便问道：“你说的‘带劲儿的’是指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现在跳的这样。是穿着带荷叶边的短裙子，还得撩起大腿。你可以先跳一段希腊舞，然后换上带荷叶边的裙子，然后撩起大腿，这样就能吸引人了。”
可是到哪儿找带荷叶边的裙子呢我知道跟他借钱或要预付薪金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说明天我会把荷叶裙和道具带来，就走了出去。那天可真是热，是芝加哥常见的天气。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又累又饿，几乎要晕过去。这时我突然看见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的一家分店就在眼前，于是就走进去求见经理。我被领进办公室，看见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挺和善。我跟他解释说明天我得用一套带荷叶边的裙子，他能不能赊给我一套，我演出赚钱后会马上付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同意我的请求，反正他就这么同意了。几年后我又遇到他时，他已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他就是戈登·塞尔弗里奇先生。我赊了做裙子用的白的、红的衬布和荷叶花边。我带着布料回到家里时，发现妈妈都快不行了。但是她听了我的叙述马上坐了起来，硬撑着给我赶制衣服。她干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黎明总算缝完了最后一个裙褶。我带着这件服装再去找空中花园剧院的经理。这时，管弦乐团已准备好给我的舞蹈伴奏了。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便随口说道：“《华盛顿邮车》吧。”这首曲子在当时非常流行。音乐开始了，我尽最大努力跳了一些“带劲儿”的动作，边跳边即兴发挥。经理非常高兴，从嘴里拿出雪茄说：
“很好！你明天晚上就可以来演出，我要把这作为特别节目来宣布。”
他给我周薪五十美元，而且预付了一周。我用假名在这家空中花园进行表演，非常成功。可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恶心，所以一星期后他提出和我续约甚至让我参加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那些钱虽然使我们免于饿死，但是让我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迎合观众的口味，这可让我实在受不了。做这种事情，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从那以后，每当我再到芝加哥，一看见大街我就有种因饥饿而要呕吐的感觉。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我那坚强的母亲从来没有提起回家的事。
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安波尔的名片，介绍我去见她。她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的助理编辑。我去见了她。她是个瘦高个儿，大约有五十五岁，一头红发。我向她谈了对舞蹈艺术的一些想法，她很专心地听我讲，并请我和妈妈去“波希米亚人”俱乐部，说在那儿我们会遇到文学家和艺术家。那天傍晚我们就去了那家俱乐部。俱乐部在一栋大楼的顶层，其实是几间没有装饰的空房间，里面有几张桌子和椅子，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个都显得与众不同。安波尔正站在他们中间，用男子一样的粗大嗓门吼道：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
她每吼一次，那些人就举起手里的大啤酒杯用欢呼声和歌声作答。就在这起伏不绝的声音中，我开始跳起了充满宗教情调的舞蹈。那些“波希米亚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并邀请我每晚都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这些“波希米亚人”形形色色，成分很复杂，有诗人、画家和演员，来自各个民族。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共同之处：身无分文。我觉得这里的许多“波希米亚人”就像我们母女一样，如果没有俱乐部里的免费三明治和啤酒就根本吃不上饭，这些免费食物大多是由安波尔赠送的。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2）
在这群“波希米亚人”中有一个叫伊万·米洛斯基的波兰人。他大约有四十五岁，长着蓬松卷曲的红头发、红胡子，和两只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总是坐在房子的一角，抽着烟斗，面带不屑的笑容看着“波希米亚人”们的表演。但是在看我表演的所有人里，只有他明白了我的理想和我的舞蹈的含义。他也很穷，可是他常常邀请我和母亲去小馆儿里吃饭，或者带我们乘有轨电车去乡村的林间野餐。他特别喜欢野菊花，每次来看我都带一大把野菊花。以后每次见到金黄色的野菊花，我总会想起米洛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个诗人和画家，经历坎坷，在芝加哥经商谋生。可他并不会做生意，几乎饿死在芝加哥。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年龄还太小，根本不了解他的不幸或者爱情。在现在这个世态炎凉的年代里，我想恐怕没有人能够理解那时的美国人是多么天真，或者说多么无知。我那时的人生观完全是纯情的和罗曼蒂克的，还没有感受过或接触过爱情在身体上引起的反应，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在米洛斯基身上激起了狂热的爱情。这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已经疯狂而愚蠢地爱上了当时还天真无邪的我，也只有一个波兰人才会有这种疯狂的爱情。母亲显然对此一点儿预感也没有，她允许我们长时间地在一起。面对面地促膝交谈和长时间地林中散步，使他的激情逐渐高涨。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吻了我，并求我嫁给他。那时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最伟大的恋爱。
夏天快过去了，我们的钱也快花光了。我感到在芝加哥呆下去已没什么希望了，便决定必须去纽约试试。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①和他的以艾达·里恩为明星的剧团就在芝加哥，我决定去见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在美国是以最热爱艺术和最具有审美眼光的剧团经理的美誉而受人拥戴的。我在剧院的后台门口站了好几个下午和晚上，叫人把我的名字一次次通报进去，请求见一见奥古斯丁·戴利。别人告诉我他太忙，我只能见他的助手。可是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有要事相商，必须面见奥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后，在一天黄昏，我终于被恩准见到了这位大人物的庐山真面目。他确实很帅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