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9-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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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七十岁时，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您是如何看待您和波伏瓦四十五年的关系的？”萨特答道：“这不仅是一种友谊，这是您在婚后才能体验到的一种感情。”而波伏瓦插话说：“好，谢谢你，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我想，这一对话恰好说明了他俩对于结婚的态度。约翰逊以萨特未同波伏瓦结婚，推断出她成了他的奴仆。实际上这恰恰是波伏瓦在人格、经济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独立的表现。
约翰逊说，波伏瓦除了是萨特的情妇和代理妻子之外，还是他的厨娘、经理、女保镖、护士。这显然是对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的歪曲。波伏瓦之所以在萨特那里具有其他任何女性不能相比的地位，并非是她能够为他烧火煮饭料理家务，实际上他俩根本就不住在一起，各有独立的寓所。波伏瓦的不可取代性，在于她对萨特的理解，以及在思想上能够进行深入的对话。
该书论点之二：
萨特如何确立并保持对德·波伏瓦的控制一直是个谜。她无法真实地记述他们的关系，他则从不愿自找麻烦地就此事写下只言片语。他们刚认识时，萨特比她更善于读书，并能把书中的精华融入滔滔不绝的独白中，使她为之倾倒。他显然是从智力上而非性关系上支配着她。五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他的情妇，但关系也曾一度中止。四十年代起，他们的性关系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当萨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时才会重拾旧欢。
首先，并不存在萨特控制波伏瓦的情况，如果将两人能够长期相处叫做控制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波伏瓦控制了萨特。总之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相互永远给予对方自由，从不干涉对方想作出的决定。
至于对两人关系的表述，波伏瓦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是基本真实的，虽然在有的地方（由于关涉到他人）有所抽象或省略，但只要仔细分析仍然可以找出蛛丝马迹来。至少她不会有意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而萨特一般不向别人谈自己的私生活，这并非是有意保密，而是源于他对男性缺乏任何亲密的关系和感觉，但对于一般公众而非男性个体，他不怕暴露自己的隐私。这一点从他愿意在死后发表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出。
萨特是否在智力上而非性关系上支配着波伏瓦？波伏瓦早在四十年前的回忆录中就否定了这一点。她批驳了那种“她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注入其头脑中”的说法，认为这其实是“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旧观点的翻版。她首先是独立思考，在确认萨特正确时才随着他走。波伏瓦举例说，1940年，她收到萨特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由于字迹潦草，她对于其中一句话产生误解而充满恐惧，以为萨特要向法西斯妥协，站在他们那一边，这样她和萨特就会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虽然这样会使她万分痛苦，她仍然会坚决地同他分手。
另一方面，波伏瓦承认，萨特比她善于创造新思想，在哲学和政治方面，新的观点总是他提出来的。但她也自有特点：在哲学思维方面她比萨特更加条理清晰，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俩公认她比他强。而在文学创作方面，波伏瓦的小说显然比萨特好，特别是长篇；而萨特在戏剧方面成就更为突出。此外，波伏瓦在回忆录方面的成就也是世所公认的。
波伏瓦确信，在与萨特的共同生活中，她的独立性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她从不盲目地赞同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个决定，总是首先对它们进行分析，再作判断。他俩不是在智力上谁支配谁的问题，而是互相帮助。波伏瓦在写《女客》、《第二性》时获得萨特不少好的建议，同样的，萨特在写《恶心》、《存在与虚无》时也得到波伏瓦许多中肯的意见。
谈到萨特和波伏瓦的性关系，说他俩自四十年代起，性关系就几乎不存在了，只有当萨特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时才会重拾旧欢。这话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从他俩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出。而波伏瓦之所以出版萨特的书信集以及同意去世后出版她的书信集，也是为了让类似的流言不攻自破。
实际上，思想沟通、情感交流和性生活，这几个方面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萨特并非是在找不到更好的女人时，才同波伏瓦有性关系。虽然他俩的关系不仅仅是性爱，是超越性爱，但超越某个东西，仍然是在这一东西的基础之上，只是不仅仅局限于此而已。他俩的性爱关系就是这样的。
该书论点之三：
萨特被人们称作“男性沙文主义者”的典型。他的目标就是在成人生活中为自己重建一个童年时期的天堂，成为他所仰慕的女子芬芳的闺房里的中心人物。他把女性看作征服和占有的对象。他并不把女性完全当做人看待，只是把她们当作挂在腰间的战利品。波伏瓦总是被萨特称为“海狸”，人们觉得他是把她当做训练有素的动物。
萨特分析自己说，由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他的确有一种幻想：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俊男靓女的社会，而自己成为其中的领袖人物，以补偿自己年少时被多数男生欺侮、被女生视为丑陋的境遇；并且这一幻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萨特这里并没有企图建立一个帝王式的后宫统治，即许多女人围绕一个男人转，为他一个人服务。他希望一个大家庭，有不只一对男女，而他是其中的精神领袖。实际上他做到了这一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大家庭中包含有他没有追求到手的女人和他的情人的情人。因此，这不能称之为男性沙文主义。
他在给自己以自由的同时，也给他周围的女性以同样的自由，包括对他最重要的波伏瓦。因此，说他不把女人当人看，只是将她们当作战利品，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由于萨特将波伏瓦称为“海狸”，就说萨特不把她当人看，而只是看作训练有素的动物，这尤其是一种望文生义的错误说法：海狸的绰号并非萨特所起，而是波伏瓦和萨特的朋友马厄叫起来的；萨特觉得有趣，就接着作为昵称。况且波伏瓦也称处于倦意或愁闷中的萨特为海象，莫非她也把萨特当成训练有素的动物么？
该书论点之四：
萨特与波伏瓦约定的彼此互不隐瞒的“透明”原则，最终只会导致更多、更卑劣的隐瞒。萨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这种透明度。例如，波伏瓦根本不知道，他曾几次向一位“边缘”情侣求过婚。
在五十余年的生活中，萨特和波伏瓦确实做到了彼此“透明”，所有与他人的情爱关系都向对方作了说明，没有隐瞒任何东西。所谓萨特向别的女性求婚的事情，从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集和日记等资料看，据我所知，只有一次。那是在萨特应征入伍期间，他的“偶然爱情”中最重要的女人万达来信说病了，很不舒服，希望他去看她。萨特要离开军营而又不违犯军规，就只有结婚一途——结婚有三天假期——于是他就动了这个念头。而事前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了自己的打算，并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这种结婚只是能与万达见面的一种手段，不含有其他任何意义。萨特并不认为与谁结婚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他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而且后来他估计万达的病不会太严重，就打消了这一念头，此事遂作罢。
因此，说萨特瞒着波伏瓦向“边缘”情侣万达求婚，这是没有根据的。约翰逊只要查一查萨特书信集中1940年5月12日和5月25日给波伏瓦的信，就可以知道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可惜他没有这样做。
实际上不要说是做了某件事，哪怕是说了某句话，萨特觉得有必要，也会向波伏瓦和盘托出。1940年2月，萨特和万达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危机，萨特为了安抚万达，在给对方的信中说了一句涉及波伏瓦的话，是不太好的。于是他立即在给波伏瓦的信中提到这事，作了解释。在以后的信中再一次解释此事。如果说萨特在与其他女性打交道时可能会玩一点小花招，说一点小谎，那么在与波伏瓦相处时他是完全用不着这一套的。在同其他女性的关系方面，萨特从未向波伏瓦隐瞒什么。
该书论点之五：
波伏瓦她始终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萨特的那些情妇。她恨玛利亚·吉拉尔，更恨之后的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因为后者是自己的学生。到四十年代初期，萨特似乎已经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由于波伏瓦的女学生中有更多合适的姑娘，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她的学生，波伏瓦有时担当着近乎淫媒的角色。娜塔丽·索罗金就是其中一个，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女儿，是波伏瓦战时在帕西的莫里哀学院教书时最好的学生。
这里面每一条都不合乎事实。玛利亚·吉拉尔是萨持在柏林攻读胡塞尔哲学时结识的一位女性，他称她为“月亮女人”。他俩有了性爱关系后，萨特如实向波伏瓦谈到自己同玛利亚的关系。波伏瓦在柏林也见到玛利亚，波伏瓦对她毫无恨意，她们相处得十分友好。这些在波伏瓦的回忆录中都有描述。而且在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集中可以看出，在萨特早已同玛利亚断绝爱情关系以后很久，波伏瓦同她还有交往，可见波伏瓦的这种友好态度决不是假装的。
至于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和纳塔丽·索罗金，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她们并没有成为萨特的情妇，而波伏瓦始终同她们保持了很深的友谊，根本不存在什么恨意。
说萨特因为勾引自己的女学生而恶名远扬，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萨特根本没有教过女学生。说大多数受害者是波伏瓦的女学生，这也不是事实。这一点我在前面也谈到了。
该书论点之六：
萨特将不少年轻的情人从法律上认作养女，这就意味着她们将继承他的版权。萨特1965年秘密收养阿莱特做女儿，因此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主持他的遗著的出版。对波伏瓦来说，这是最终的背叛：“中心”反被“边缘”遮盖了。
这些说法也都与事实不符：萨特并没有将许多年轻情人认作养女。惟一认作养女的只有阿莱特一人，而且并非秘密收养，是公开的。这“公开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社会是公开的，办理了正式手续：二是对波伏瓦是公开的，并没有瞒着波伏瓦。所以不能说是萨特对波伏瓦的最终背叛。实际上，波伏瓦根本不会在乎这一类事情。
以上所写并非为萨特和波伏瓦辩护，因为他们是不需要辩护的。
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受着各种各样的指责。他们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文坛上最受人攻击的一对，有时甚至是不论哪一派（左、中、右）都来骂，连年轻人的穿着打扮也成为骂的理由。现在出现的这些责骂声，对他俩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小巫见大巫而已。
不过萨特和波伏瓦生前和死后受到的指责和攻击，在重点上是有区别的：生前主要是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而死后主要是私生活上。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有关他俩私生活的材料，是在他们去世后才陆陆续续发表出来。饶有兴味的是，他俩去世后受到攻击的炮弹，恰恰是他们自己提供的。这主要是两人的书信和日记，即使是《被勾引姑娘的回忆》这样“当事人”写的东西，其依据的主要材料还是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和日记。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材料都是他们自己愿意公之于世的，并非任何其他人的揭秘。萨特生前曾数次谈到他的信件。七十岁时，他对采访者孔达说：“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1974年在同波伏瓦的长篇对话中萨特说：“这些信是对当时生活的速写。私下说说，我认为这些信是适于发表的。在我心中隐隐约约有一个想法：这些信件在我死后可能发表。我的信就是我生活的见证。”
萨特对自己的任何东西都不保密，从未想过要毁掉一些信件和其他有关自己私生活的文件来保守自己的某些隐私。而有太多的社会贤达名流，在功成名就之后，竭力掩盖自己的隐私，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起来，给公众一副崇高、伟大、道貌岸然的假象。萨特同这些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萨特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明化”。他在同孔达的谈话中特别提到，我们应该用透明性来代替秘密。人们相互间把身体交给对方，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仅指性关系），但人们却相互掩盖着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应该的。出于一种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心理，人们不愿意向对方敞开自己的心扉。而萨特想做的是尽可能透明，因此愿意发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他说，自己身上那些阴暗的地方对自己和对他人都是阴暗的，因此只有在对他人做到襟怀坦白时才能为自己照亮这个阴暗的区域。
最后想谈一谈人们可能对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产生某种误解的一个原因。
波伏瓦的回忆录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那种多伴侣倾向只是萨特的要求，而她是被动同意的；而在“二战”前，仿佛只有萨特实现了这种多伴侣化，她是直到1947年去美国后才开始有了偶然爱情。因此许多人同情波伏瓦而对萨特持一种谴责的态度，包括一些专门的研究者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波伏瓦并没有在回忆录里歪曲事实。她在回忆录第二部前言里说，在第一部回忆录中，她对童年和青少年的事情的叙述是不加任何隐瞒的；而从第二部开始，关于她成年时期的生活，她不可能仍然这样写，有些地方她有意写得比较抽象，有些地方她也掩盖了某些事实，虽然她决不会有意去制造谬误。波伏瓦作出保证，她的回忆在总体上是真实和准确的。我认为波伏瓦这一自我评价是恰当的。问题在于，我们在使用她的回忆录时，必须细致分析，她可能在哪些地方有意省略事实。
波伏瓦在回忆录中对于她和两个情人——阿格林和朗兹曼——的恋情描写得十分详尽，几乎毫无保留，为什么对有的性爱事件又闭口不谈呢？据我分析，她应该有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只关涉到她或她和萨特之间的事情，她会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觉得没有什么不可对人言；如果还关涉到其他人特别是他们的朋友，而这些人是不介意的或不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她也会照写不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披露或可能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她就可能三缄其口，略去有关事实。
因此，对于有些波伏瓦未曾明写只有暗示的地方，一般读者容易忽略掉她想表达的东西，但若经过仔细分析，仍可看出蛛丝马迹来。在萨特和波伏瓦的书信和日记出版后，有些猜测的东西得到证实，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当萨特在“二战”前同不少女性享受“偶然爱情”时，波伏瓦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个独守空闺的怨妇，其实她也没闲着。例如，萨特的朋友吉尔很可能是她第一个“偶然情人”。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博斯特。而且她还同不止一个女学生有同性恋关系。
波伏瓦从未直露地谈论她同萨特的性关系以及她对萨特的性感受。但从她的回忆录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