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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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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据说,孔子很少讲仁,但《论语》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不过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孔子讲仁的真正要义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论语·学而篇》)子弟敬爱父兄,本出于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里,孝悌应是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为庶民所乐于接受的一种道德,但在儒家看来,提倡孝悌,在于防止犯上作乱,不问那个“犯”和“乱”是否合理。毛主席《实践论》里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罢!”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那些为政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要民从令)谓之贼”(《论语·尧曰篇》),这都是孔子学说的进步面。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想复兴周道,保持并加强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权力,举贤士大儒作辅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等霸主)。……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孔子生在东周,还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孟子·尽心篇》所谓“春秋无义战”),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仍旧贯(守礼制),何必改作”(《论语·先进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礼记·中庸篇》)的夏古主义者,但又是善于用权、“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篇》),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青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 
第十节 儒家学派与儒经
  孔子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多闻阙疑”(《论语·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子罕篇》),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学习方法是以学为主,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无心得),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疲惫)”(《为政篇》)。学又与问相配合,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的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篇》)。学又必须习,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篇》)。所学要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要多做事少,说话,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学要从博返约,一以贯之(有条理有本末)。学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篇》),“过则勿惮改”(《子罕篇》),“过而不改,是谓过(真错误)矣”(《卫灵公篇》)。孔子说自己“学而不厌”,并非生而知之,确是事实。
  孔子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不知老之将至”,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述而篇》),毫无保留,所以成为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家。据说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高材异能以颜渊为首的门徒有七十二人(一说七十七人)。七十二人多数是鲁国人,也有卫、吴、陈、齐、宋、楚、晋、秦等国人。按地区说,孔子学说几乎传播到当时中国的全部。按年龄说,七十二人中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年龄最大,其余有的小三四十岁,有的小五十余岁。孔子死后,有亲身传授的弟子如子贡为鲁、卫相,有再传弟子如子夏的门人为魏文侯师,很多人取得尊显地位,有利于儒家学派的发扬和巩固。
  孔子是第一个创设规模很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家。这个学校有孔子讲学的“堂”,有弟子居住的“内”。送一束干肉以上的礼物,孔子就认他作弟子。孔子周游列国,弟子从行服役并随时学习。孔子给弟子们讲学,弟子们发问,孔子按各人的特点给与解答。某些弟子还被荐举去做官。孔子教人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弟子中德行最高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言语的有宰我、子贡;长于政事的有冉有、子路;擅长文学的有子游、子夏。文学指孔子所传授的经学,对后来儒学的流传,发生作用最大。
  商朝已有史官,掌管典册。周朝和各诸侯国史官记言记事,积累大量典籍,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谘询与使用。从《左传》、《国语》、《墨子》等书所引故书看来,东周时期原有很多书籍,特别是各国史记,墨子称为《百国春秋》,数量是不小的。不过这些书未曾流传,能看到的人极少。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  《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他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版上称为传。有了儒家经传,随着儒家学派的盛行,六经以外的书籍逐渐亡佚。
  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所以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整理的准绳和经义的阐明说是创作新意,述与作是不可分的一件事。自孔子订定六经,儒家学派有一定教本,虽然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基本上不曾超越六经别有什么新创的学说。
  儒家经学在孔子以后,发生了对整个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指导力量,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延长,儒学起着极其严重的作用。要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首先要研究儒学的经传。
  《周易》 《周易》是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音摇yáo),上三爻叫做上卦,下三爻叫做下卦,合成一卦。爻分阳爻(“—”)阴爻(“…”),阳爻在单位(一、三、五),阴爻在耦位(二、四、六,阴阳爻都自下向上数),叫做当位,反之叫做不当位。如《既济卦》≡≡,阳爻阴爻都当位,《未济卦》≡≡都不当位。按照爻的当位不当位等复杂关系,看出轻重不等的吉凶。每一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每一爻有爻辞,说明这一爻在本卦中的性质。卦辞爻辞文字极简单而又隐晦难懂,卜人筮人可以作多样解释来宣告吉凶。孔子曾用大功夫钻研卦辞交辞,作为儒家的哲学思想传授给弟子。孔子讲说的记录及后来传《易》大师的补充,总称为《易传》或称《十翼》。《易传》有《彖(音tuàn)辞》,用较多(比卦辞)语句断定一卦的大意。有《象辞》,其中依据一卦大意指出人应如何行动的简明语句,称为《大象》,解释爻辞的语句称为《象辞》。有《系辞》,总论全部《易》理,叙述孔子哲学的基本观点。有《文言》,专论乾、坤两卦。其余有《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不含什么重要意义。
  《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观察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男女等自然界现象,知道一切都在变化,变化的发生是在于阳、刚、动与阴、柔、静两种相反的性质在“相摩”“相推”,主动的力量是阳、刚、动。这一看法应用到人事上是“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创造新器物),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动的目的在得利,得利是吉,失利是凶。“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合理、不合理)迁”,就是说,吉(得)凶(失)并非固定不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才能身安而国家可保,如果忘了危、亡、乱,安、存、治就会变成危、亡、乱。情在于人为,因之吉凶在人不在鬼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卜篮的唯一作用是向鬼神问吉凶,吉凶既在人为,鬼神的权力便大大缩小,也就大大减轻了《易》原来的神秘性。孔子把主要与“鬼谋”(向鬼神问吉凶)的《易》改变为主要与“人谋”(人自造吉凶)的《易》,是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系辞》形容每卦的变化说“变动不居(固定),周流六虚(一卦六位),上下无常,刚(阳爻)柔(阴爻)相易,不可为典要(定准),唯变所适(适合时宜)”。六十四卦代表天地间万事万物,每一卦都在变化,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这种看法自然是有理由的。不过变化以外,它还设立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一切变化都不能超出这个大范围。《系辞》首先规定“天尊地卑,乾(阳)坤(阴)定矣。卑高以(既)陈,贵贱位(地位分明)矣”。尊者一定在上,卑者一定在下,士可以做大夫,大夫可以做国君,亡国亡家的国君大夫可以做庶人,但贵和贱的名分绝对不可变。儒家讲礼,凡制度、名号、器械、正朔等等都可以变,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决不可变,这和《系辞》思想完全一致。
  《系辞》说变化的发生不是由于阳与阴的斗争而是由于阳与阴的和谐,不是向前发展,而是“终而复始”的循环、重复。天与地相附着,男(雄)与女(雌)相交媾,化生出万物来。日与月相互来去成昼夜,寒与暑相互交替成年岁。去的是暂屈,来的是暂伸,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儒家学说代表士阶层的思想,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在于教庶民出力服事长上,反对斗争是很自然的,这和中庸思想完全一致。
  《周易》,特别是《系辞》,包含着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装在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辩证法。这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后来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王充,都不曾超越过这个思想界限。
  《尚书》 《尚书》是历代政治论文集。孔子选史官所藏历代重要典浩,上起《尧典》,下讫《秦誓》,相传共有百篇,事实上有些篇(如《禹贡》)是后儒补充进去的,原订篇数,无可稽考。秦焚书后,存留仅二十九篇。《尚书》有两大作用:第一,建立起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统一的重心);第二,保存商周二代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西周初期《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大姡А贰ⅰ抖喾健贰ⅰ读⒄贰ⅰ豆嗣贰ⅰ犊低踔尽返任钠谋4妫梢酝萍讨芏恼吻榭觥U庑┪钠胛髦艹跗诘氖吨芩獭贰ⅰ夺俜纭贰ⅰ吨苣稀贰ⅰ墩倌稀放浜掀鹄矗部梢酝萍髦苌缁岬纳叵涤胍馐缎翁!队砉逼肥钦焦比怂鳎鹗龌坪映そ酱罅饔虻纳铰觥⒑恿鳌⑥矗ㄒ糅舠ǒu)泽、土壤、物产、田等(分上上至下下九等)、贡赋、交通、落后种族居住地,文字简要,系统分明,总结了上古至秦华族势力已入四川(梁州)未越五岭时期的地理知识,确是极可宝贵的古地理志。《禹贡》托名禹平治水土的记录,选入《尚书》,被尊为经典,造成中国政治自来是统一、疆域自来是广大的信念,意义极为重大。
  《诗》 《诗》是两周诗歌的名篇选集。亡佚六篇,存留三百五篇,概称为三百篇。按音乐性质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据古文经学家说,《周南》、《召南》为《风》诗之首,作于克商以前。《周颂》《豳风》作于西周初期,《小雅》《大雅》作于西周时期,多数是宣王、幽王时诗。《国风》多数是东周前期作品,也有一些是西周时所作。《风》诗是地方音乐,诗篇多采自民间,富于生活的描写,文学价值最高,为后世创造性文学的源泉。《大、小雅》诗是西方音乐,文学价值不及《国风》,但不失为叙述西周政治盛衰的诗史。《周颂》是周天子宗庙祭祀的诗篇,音乐节奏极缓,甚至诗句可不用韵。这种感人不深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最古诗篇,因孔子选诗而得保存。《鲁颂》、《商颂》都是东周时人所作。据今文经学家说,《商颂》作者是宋贵族正考父(孔子的七世祖),《商颂》追述商朝盛世事,应有所本,与《尚书》中《商书》同为重要的商朝史料。
  《礼》 周朝尚文,长时期积累起繁富的礼制。孔子选取士必须学习的礼制十七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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