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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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分子推到权力面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作者目光犀利敏锐,于细微处见精神,使小说始终洋溢着勃勃生机;反讽、幽默与不断的自我反省,使小说既有阅读的快感,也有思想的力度。
梁振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小说主人公池大为一方面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信仰和身份敬畏,不愿“太扭曲了自己”,“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一方面又察觉在这个速朽的时代,权和钱是世界的主宰,是“绕不过去的硬道理”,这是小说揭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悖论,于是产生了普遍的人格分裂。这一揭示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现在和未来的价值选择,也即自我身份选择和形象选择的重大话题。
齐成民(复旦大学博士生):如何评价池大为以人格坚守始以放弃坚守终的价值选择,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我认为如果说陶潜式的精神领袖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也是历史上的事情。今天还有人抱着它不放,那是食古不化,与坚守没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听从“政治之召唤”。像早期池大为一样自命清高,进入虚假自恋怪圈,于己于社会都是一种浪费,也违背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原初内涵。进入政治是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知识分子有权察颜观色,要有一种把自己当作泥土,让人把自己踩成一条路的精神。马克思说,人们是在既定条件下而不是理想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理想主义不能面对现实,屈原陶潜式的高洁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理解池大为的转变。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小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如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性影响、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等,这足以证实小说的丰富性和它具有的极大价值。但在我看来,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人与人在对话中被左右与被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危机。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更来自他与周围的“他者”对话过程。他在与马厅长、妻子董柳等人的对话过程中,感觉不到“承认”,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也是他变化的动因。他不做人生转向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者和卑贱的形象,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这是小说表现的强迫性认同。
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这是一部令人惊骇的书,它直接冷峻地展示了人的沉沦。“宿命”的力量运行于日常生活之中,生活以无可抗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逼迫着每一个人,人们在把自己交给生活的同时也在退却、放弃。人有选择的机会吗?或者说,人们在反抗生活的暴政时是否有一处坚实的立足之地?这是本书向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白 烨(著名文学评论家):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进入到知识分子与权力秩序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究。作者深谙官场个中滋味,也深得文学个中真谛。他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使读者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如何保持自我这一重大问题。小说不求丰而自丰,不求深而自深,实为当下现实题材之难得力作,而作者亦为直面现实写作之高手。
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小说写的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被损毁、被扭曲的过程,夸张一点说,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命题的现代性翻版。小说的深度在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复杂历史情境进行了相当透彻的解析,这种情境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现实生存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生命原则的坚守。是与非、合理和不合理在这里相互渗透交融,这才是鲜活的真实。正是在这种真实中,小说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写透了。“我们的幸运和不幸,都因为我们在世纪之交遭遇了相对主义,它把一切信念和崇高都变成一种说法,一种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说法。一种说法不能够成为牺牲的理由。”小说主人公这番话,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入思考。在精神追问的境界上,《沧浪之水》是以前的类似作品不曾抵达的。
刘起林(复旦大学博士生):小说从池大为的精神血脉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写起,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在官本位生存法则下,知识分子原则守护的局促、人格的孱弱和心灵的煎熬。小说发挥第一人称的叙事优势,表现了池大为在环境强大逼迫下,精神的痛苦与无望,并通过他承受的琐屑而柔韧的威压,痛切地揭示了追求现世功利的时代环境对于信仰与精神追求近乎恐怖的压抑。小说对官场的描写进入了文化的层面,获得了美学与精神品味的双重提升。
阎晶明(文学评论家):一口气读完《沧浪之水》已是凌晨四点,我突然惊奇自己做了一回真正的小说读者,而且对日常化生活故事如此热衷。我感觉自己跌入了小说人物池大为的灵魂世界里,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起伏动荡,我是被打动了。池大为是当代生活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出身不高,学历不低,生活里的一切远没安排好,清高孤傲却早已成为性格中的主要部分。他深知自己悲剧的根源,就是不愿真正彻底地改变自己。他最终屈服了、成功了,变得比任何人都彻底而且变本加厉。是生活教训了他,面对一次次无法回避的难堪与屈辱,他埋葬了“旧我”。这种小人物变迁的历史,被阎真写到了极致。
常 立(复旦大学博士生):《沧浪之水》着力描写权力与金钱支配下的扭曲人性,立意之深、思虑之广、责问之切使它比一些同类题材小说更加沉郁厚重。与某些官场小说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人物具有鲜明的正面性或反面性。作者没有虚假地塑造任何一种代表正义、象征光明的力量,没有浪漫主义地描写英雄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拒绝提供任何廉价的希望。池大为事业的成功以付出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为代价,现实逼迫他放弃一切精神抵抗。读小说我们会对池大为寄予奇怪的同情,仿佛就是在同情自己,理解他的“堕落”,也就理解了自己,这正是小说所具有的奇特魅力。
唐志文(中南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和一些小说就官场论官场不同,《沧浪之水》是立足于文化立足于人生写官场,有充沛的人文底气,这种底气使小说在精神层次上有了超越性,也丰富了小话的话题空间。
张晓峰(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小说以官场为背景写知识分子,与以前的官场小说或反腐小说不同,《沧浪之水》既不以谴责立意,也不以暴露为本。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进步与保守、清廉与腐败的两极对立,没有那种黑白分明的善恶二分法。我读《沧浪之水》没有感觉慷慨悲壮之后的空洞和茫然。作品真实地告诉读者生活的真相:人为什么要选择仕途,选择了以后又只能怎样。这就是雷达老师说的,“小说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作者平心静气地演绎生活的必然逻辑,写透了现实生活为什么如此而且只能如此的根源,写透了不合理之中的合理性,使小说在众多同类题材中显出特殊的亲和力。
雷 达:我们可将此书看成一本思想小说、哲理小说。然而,小说倒也不缺乏形象的丰满度和生动性,池大为和马垂章这两个人物写活了、写透了,其复杂内涵令人深长思之。
孟繁华:我惊异于阎真的语言才能,他的心理叙事、对话艺术、对人物的精致描写以及长篇的结构能力,对日常生活体察的细微,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
“写作是一种祈祷形式”
? 周 晗
我渴望那些突然使我置身于孤独中的东西,比如旅行、阅读。那次远赴新疆、甘肃时,我只带了三四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有《卡夫卡传》和《卡夫卡书信日记选》。这两本书相互映照着,使漫漫长途突然陡峭、迂回曲折起来。关于书,卡夫卡给他在一次大战中阵亡的中学同学奥斯卡的信中写道:“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卡夫卡忍受着剧痛自剖,在撕裂中完成表达,也让我一次次地承受着他的斧子闪烁不定的光芒。
没有哪个作家像卡夫卡那样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也是给奥斯卡的信中,卡夫卡说他好像成了穴居人。他写道:“这样一种生活天衣无缝地不断向上高耸,高得用望远镜几乎都看不到顶。”这时,我们发现卡夫卡其实生活在井底,而他的内心是一口自己亲手挖掘的深井。在1915年的日记里,他写道:“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理解我。”无法交流是因为他的内心深不见底,就像《城堡》中主人公K的脸一直隐藏得很深。没有什么比自身更隐匿。谁也很难说清楚K曾生活过的是什么,而卡夫卡的写作背后有怎样的情感伤痕?
卡夫卡和K一样有着漂泊化的单身汉形象。在后人对他个性的描述里,他是个懦弱、羞怯、畏惧异性、瘫痪无力的男人。确实,这一生他都像无力摆脱情欲的困扰般虚弱地活着。写作是一条通向内心暗昧的道路,提供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被剥夺了生命自主权的人,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梦想。写作是反叛的产物,是斗争和抵抗,是卡夫卡这个弱小个体的惟一出路。上帝不可企及,惟有文学才可信。这使我对众多卡夫卡学专家们对他个性的定义感到疑惑。真正的懦弱者或厌世的人都不需要写作。写作为生命提供着象征性的补偿。卡夫卡的写作,只能出于对生命的贪恋。尼采说:“世界没有心灵。”卡夫卡主动赋予世界心灵。卡夫卡甘愿成为世俗生活中的懦弱者,但他的笔力却不颓弱。他是个自我孤绝到死的人,这不也表明他的强大吗?
这是怎么回事?怎样参透卡夫卡谜团式的复杂生存呢?多年的阅读经验告诉我,做解说者、注释者、隐喻考证者只会让这个最富私人性质的作家形象缩减成一个枯瘦的骨架。像K无法走近城堡一样,他们无法走近卡夫卡叙述的空旷而黑暗的核心。其实,卡夫卡只是在写作个人的历史,他一直在坦白自己的命运。卡夫卡写作的意义在于彻底的自主性。有人也以为卡夫卡的小说就是他的自传。卡夫卡的人物是实践性的自我。卡夫卡所有的生命都在他的文字里,甚至他的沉默。那么,干脆长驱直入,撇开研究者的猜想和裁决,向卡夫卡的生命内部掘进。只要真诚地、不带偏见地触摸他的文字,站在人性的根基和他一起感同身受,你会发现一个强烈地渴望着的灵魂,与卡夫卡激动人心地相遇。
在布罗德的《卡夫卡传》里,卡夫卡盼望得到父亲的慈爱。他在1919年11月写的长信《致我父亲的信》中写道:“……在我上次生病的时候,您轻轻地来到我的房间看我,您站在门边只探进头来,出于对我的关心,伸出一只手向我扬手致意。在这样的场合之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喜极而哭,现在写到这事也不禁哭出声来。”但卡夫卡命定就是被遗弃的孤儿。当他的意志被父亲粉碎时,他渴望用玩具小木槌代替心。他的灵魂在弱小的时候就面临着巨大冲突,这世界没有提供信任,而是提供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斗争。他一生中精神上遭遇的深刻、炽烈的冲突早已开始。
卡夫卡一直无法摆脱父亲对他命运的控制,被牢牢地锁在职业的镣铐上。貌似庄严显赫、在心理上具备强大优势的父亲藐视具备不可思议的洞察力的儿子,他的小说在父亲眼里更是毫无用处的多余物。卡夫卡在信中写道:“每当我想要解释,您总是在每个细小的问题上,用您的事例和您教育我的方法来说服我相信自己的无能,而细小问题最后证实的结果,证明您是正确的。”在父亲非理性的自信面前,卡夫卡开始结巴口吃。父亲抚养他的结果是:“在您的面前我失去了自信,而代之以无穷尽的罪恶感。”在《审判》、《城堡》等小说里,我们看见了他父亲巨大的身影。而在《城堡》面前,在一个巨大的阴影里,K的身份始终是不确定的。
在专制的父亲面前,卡夫卡孤立无援,咬紧牙关逆来顺受着。一直到最后的岁月,卡夫卡仍然强烈地期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他的身上存在着绝望和强烈的渴求间罕见的混合。在绝望与渴求之间,由无休止的幻想连接着。写作无非是争得一点个人的自由,一种与他生活的协调。在1911年的日记里,卡夫卡写道:“我注意到我的左手把我右手的手指同情地握了几分钟。”写作就是他握住右手手指的左手。而抗争的热情在心底激烈地燃烧着。在抗争中忍受,在忍受中抗争,是卡夫卡四十一年人生的真实状况。卡夫卡在1919年12月日记里写道:“但无论我转向何方,总有黑浪迎面打来。”安分守己的卡夫卡的短暂一生平铺直叙,但命运一直在悲剧里前进,每一步对他都是深渊。他在笔记里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这暗示着卡夫卡的处境,脆弱只是表象,被一切障碍粉碎是惟一的生存方式。障碍为卡夫卡的生存和写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卡夫卡绝望的来源是什么?卡夫卡在日记里作了这样的解释:“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着魔似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互相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我们看到卡夫卡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裂。内在主体时间不断地体验着一个个奔跑的瞬间,外部时间则根本不在乎人的个性和整体性。生命节律的混乱导致生存实在的裂散不断地扩展。身处严酷的厄境,他活在了不堪磨耐中。但卡夫卡在笔记里坚定地说:“强调独特性——绝望。”他又说:“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绝望是深深楔入他身体的一根钉子,让他深刻地感到疼痛的力量。绝望也是卡夫卡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使他沉迷其中。现世在他眼里是一片荒漠,绝望是精神的惟一出路。整整一生他都怀抱着冰冷的绝望,并与之作殊死搏斗。拯救自我的惟一手段是承担到底、坚持到底。这时,绝望成了内心获得解放的酵素。他写道:“我在斗争……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绝望被审美化了,提纯了卡夫卡的生命。绝望也让他得到切肤般的生命的确切感,建立起自己的现实性。我的答案是:卡夫卡是个信仰虚无的人,写作是虚无获得的肉体。虚无本身是一种在世的可能性,是最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