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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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带武器并求诸于枪击解决问题。
在1995年1 月门日发生在神户—大坂地区的地震灾难中，受难者的平静、克制
和守纪律充分彰显了日本民族气质，没有争抢和敲诈勒索的事发生，有的只是相互
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当然近现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蛮侵略他国的历史污迹。在1995年8 月15日的
“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会”上，社会党的村山富一首相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
了“深切自责”和“道歉”，这是在排除了顽固的右翼反对意见后作出的表态（虽
然这一表态是经由内阁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释”为村山首相的“个人”看法）。
这种表态对于受害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表态，大部
分日本人民也认识到他们应当回归过去的善仪做正确的事情，也认识到表态虽迟，
但迟甚于无。每个国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过去的过错和道歉。这个例子表明了日本的
保守传统和所谓的礼，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其他国家和日本在对待问题上的不同
态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围之中，很难以名称人而不以姓称人，讲法语时，
也不能自觉把“vons”说作“in”。如果未获指示，我也不会自觉地对前辈同事和
上级以直呼其名，这种转变对我而言跨度的确太大了。
再回头谈我那位自负的上司。八年后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发现他还是一个孑
然一身的单身汉，那时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从不怕任何人，
也没有怕过他。有一次我还故意以行动表示不怕他，尽管知道不应该这样说。
他曾带我和一个同事去中国餐馆，一直谈论餐厅里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应
生。
她的确长得漂亮。我发现她竟是台湾人，和我是来自同一个省的同胞。我和她
用别人听不懂的台湾话交谈，很谈得来。在离开餐馆时，当着两位同事的面，我亲
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紧绷绷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极其情愿地笑了，
两位同事的眼却直了。
年轻时我常用这样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运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临了。
到东京后约两个星期，我见到了我的大老板，支部负责人。
那时，我已经被众人所接受，觉得很舒适。我可以使用美国军事福利社（PX）
和官员俱乐部，这是在我之前还没有临时任务员能够享受的特权。
一天，我突然见到一个矮胖的人，他向我亲切问好，脸上的笑容和那张令人肃
然起敬的饱经苍桑的脸很不协调，脖子短短的近乎没有，一头乱发像疯长的野草。
我立即意认到，他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成为中情局里最为
称职的情报站长（COS ）、被赞誉为能够“呼风唤雨的人”。他的事迹常常成为世
界各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当然报章中不会指出是他所为，也不会说是中情局所为。
我在大场面上从不退却：“您是谁？”
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严地说：“我就是——部长。”
想象一下军队里的少尉初次见到上校时的那种情景吧，因为我和他之间的级别
差异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级别差异一样。我需要鼓足勇气。但如果我怕丑的话就不
会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机会来了，我抓住机会说：“太好了，长官，您正是我要
见的人。”
他没有掩饰他的惊讶之情：“嗅？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直截了当地说：“长官，我想调到东京情报站做一个情报官。”
我想没有一个临时任务员，在其两个月的任务期限中的头两个礼拜里就敢提出
如此的要求。
部长问我：“你能做些什么？”
我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念头，没有一丝停顿就回答说：“十次里有九次别人
会把我当日本人。”
作为一个文化和语言背景与日本相去甚远的中国人，敢说这样的话是十分令人
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一笔极有价值的本钱。部长也意识到这
一点。他双眼直视我的眼底，像是审视着我的灵魂，寻找着真实答案。而后，他抬
起头恢复了常态：“好，就这样，我同意。停下你手头的工作。你以前在东京生活
过吗？没有？那就把你这次临时任务剩下的时间用来逛逛东京，熟悉这个城市。哦，
有一组情报官可能会要你协助他们工作。去问问他们想让你做什么。祝你好运！”
就这样，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风唤雨”。
而且，部长还把我从我不喜欢的临时任务中解脱出来。我知道他们的确需要完
成这项临时任务，而且也知道，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也没有其他人选可以派来东京，
顶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没能拿到绿卡，还匆忙派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他人无
法代替。
那正处在中情局的好时光。效率高，没有官僚作风的羁绊，当断则断。
我很快退出了临时任务，并避免和那位自负的上司说太多话，因为我能理解他
的不满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补我突然离开的岗位。但他又能怎样呢？这世界本是为
权力和能力所统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权在握的上级证明我的能力。
“熟悉这个城市。”
我由衷喜欢这句话。这表示我手头暂时没有专门的任务，可以在东京城里闲逛，
了解这个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厅、酒店、公园、传布消息的地方和历史遗
迹，一句话，了解东京。
那时美元是强劲货币。我拿着GS－7 级别的工资，加上临时任务的津贴，可以
在体面的餐厅、酒吧里随心吃喝，且几乎每天光顾有名的按摩浴室，还可以有节制
地购买一些东西。
（有一点我要向我的神职教父和认为我行为不妥的人表示歉意。日本当时称为
“土耳其浴室”的，事实上就是男人寻求性满足的妓院。我很早之前就已是一个性
享乐主义者。在此，如果不提及我这方面的生活，也就无法诚实地讲述我生活中的
故事。）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快乐极了，因为很多街道、地点和商店的名字本是我从书报
刊中读到过的。还有一些我想去参访和了解的地方的名称可以溯源到封建的幕府时
代。
要我帮手于的活则是：在一间特定的酒店租一间特定位置的房间，观察报告对
面街道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行动时的任务。听起来很简单，但比预想的要复杂一些。
首先，酒店总台的服务员本以为我是日本人，但当他看到我的台湾护照时，潜
在的种族主义意识就使他问我一些我不喜欢的问题，说话的语调也使人回想起二战
之前日本的特殊警察。最难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房间，而不要同层的
别的房间？
我没有准备这个问题，紧张得出起汗来。突然我来了灵感。我不说日语，而改
口说英语。我深深体会到，很多日本人当时在中国人和朝鲜人面前都会表露出优越
感，但同时在美国人和讲英语的其它国家的人面前，又有自卑感。
这一招果然灵验，在我的傲慢举止和要求下，那个服务员又变得像平时一样奴
性十足。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房间，开始断断续续地执行起监视任务。
如此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满足监视任务的房间，很出乎负责这次任务的案官的预
料，他很满意，几乎天天都要到这个房间，间或用一部带长焦镜头的高级相机拍摄
对方的动静。
危险终于来了。一天当案官用望远镜隔着水平百叶窗观察对方时，突然惊叫起
来。我一跃而起，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对方办公室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动静。但令我惊惧的是，在对方办公室楼上
的一个房间里，有五六个办公人员正聚集在窗口，对着我们所在房间的窗口指指点
点。案官由于一直聚精会神地观察我们的监视目标，未能及时发现他们的举动。
我赶忙压低声音（虽然完全无此必要）对案官说：“快收拾东西，离开房间。
从左手边的走廊离开酒店，这样可以避开从对面冲过来的人！保持联系！”
他非常专业地收拾好东西，撤走了。五分钟后，我也偷偷走出房间，下楼到了
酒吧，深饮了一大杯啤酒。这是太需要酒了。
我仔细回忆事情发生的全过程，考虑着可能采用的藉口，突然记起案官的记录
本竟还忘在房间里的椅子上，那上面可有很多敏感的资料啊！天啊，鬼知道还忘记
了什么东西在椅子上。我发疯似地又冲回房内，果然，我记得没错，黄色的记录本
还在那儿。我抓起记录本，又冲回了酒吧，我不愿在房内与任何人打照面。
在酒吧里，我猛喝着冰冻啤酒，借以给火急异常的心降降温，心想：就算是007
，这也他妈的会是一件麻烦事。
15分钟后，我想出了几种可能有效的藉口和抵赖方式，走回房间。这时电话铃
响了，是案官打来的，我知道一定会是那本笔记本的事。
他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慌乱之情溢于言语，可以想象他觉得这是多么紧急的情
况。
“保罗，我忘了，我忘了。”
我慰告他我已经拿到“那东西”了，并请他在酒店外的某处和我会面。
案官是业内的高手，绝对的资深间谍。他走起路来的样子，每每使我想起一头
猛虎，凶猛异常，自信十足。
有一点很奇怪，顶级的情报行动官员走起路来都像是食肉动物，像猛虎，像猎
豹（还要加上一句，也像残酷的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纳昨所扮演的007 的
形象与真实的间谍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谋善断，目的明确，不论男女，
都充满信心。
显然，案官觉得很窘迫。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划和布置的行动中，
还会出这样的纰漏。他非常感激地说：“保罗，多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
生的事。”
我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也很高兴。
后来我知道，我们中情局的人闯进了我们监视的那间办公室。使我诧异的是，
在真正冲入那间办公室之前，我们的人事实上已十数次进入过那间办公室，有时是
在晚上黑暗时进入的，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证能确实拿到我们所要的“材料”。
当部长又一次下令再进入那间办公室时，我刚好也在场。
“哎，老板，我们已经来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会感动的。”
正如预期的一样，整个行动完成得非常成功。
几年后，在对水门事件的国会电视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局长说水门事件中的人
屋行窃只不过是“业余档次”，这使我记忆犹新。赫尔姆斯先生继续解释说，在直
到真正进入一间屋子之前的半小时，中情局的行动人员还会在不断练习开锁。这一
点我绝对可以证明，确是如此。我坚持不懈，尽可能多地学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
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些我实际上已很熟悉了。
。虽然我能流利地说、读和写日语，甚至强过日本大学毕业生，但我说话时还
是带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时，我交过几个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这已
经使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我的口音可能来自日本的其
它地区，而不怀疑我是否日本人，因为我的日语词汇和表达都十分地道，不像学过
日本语的外国人。
不过，虽然我对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已有了解，但真正学起他们的风俗习惯
和处世之道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我第一次到一间日式餐馆，当我依例脱下鞋子时，迎接我的女传应看着我的动
作说：“先生，您一定是外国人吧！”
从我说的日语中她是无法发现我不是日本人的，但从我脱鞋的方式上却可以断
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难把握的就是何时要摆出傲慢姿态，何时又要显得谦卑。如果一成不变，
就很易被人察觉。
作为情报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们教我，要像一团灰色
的影子。但我却发现，有时又要表现得傲慢放肆，以摆脱紧张局势，就像我订房时
一样。故而，随机应变的态度和举止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令我想起在一组北朝鲜别动队潜人南朝鲜袭击总统府之后，南朝鲜当局所
发布的一个公告：“……注意从北朝鲜来的特工。注意说话带有北朝鲜口音的人。
注意身穿有皱纹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
向有关当局报告。……”
这一警告所言，可谓精辟。我引以为训，尽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发现，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听到内部秘闻和了解日本男人的习性，享受
性服务还在其次。
我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大多数按摩女都对我很友善，渴望为我服务，也乐于回
答我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日本男人及其弱点的问题。不久我就成了一间消息最
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并享受贵宾待遇。
哦，他们还特别给我打折扣，真是谢谢。
就在这时，东京情报部已决定将我调到另一个部去，因为我会讲法语，当时越
战正酣，中国大陆也正为文革浪潮所席卷，中情局就要找一个懂法语、还懂日语和
中文的人。而这些语言我都会，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才，而是我的个人经历
所赐。
那时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会这五种语言的人：日语是由于我在台湾出生时，台
湾正受日本统治，二战后又自然学会了台湾话；1945年后蒋介石军阀政府接管台湾，
我又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英语和法语则是我长大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和学习时所习。
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于台湾，后又学习过英语和法语的人，才会有同时掌握这五种
语言的优势。二战后终止了学校的日语教学，所以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具日语能力。
鉴于这些原因，我想没有其它台湾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语言优势有一天会对我有利，现在机会来了。
新部长唐纳尔德·布朗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想象力和极具才干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最能理解下属的上司。他个头很高，像运动员，动作敏捷，有教
养且易于相处，是那个年代里典型的中情局中层管理人员。第一次见面，他问了我
很多问题，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我因不能在当初充分理解我、并将我转成正
式行动官员的那位部长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丧，但我发现我很喜欢唐（布朗先生
名的便称）。
（当我后来有机会表达对那位部长的歉意时，他宽慰地对我说：“只要是有益
于工作，我都满意。”）
第一次见到唐·布朗时，我和他进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诉唐我嗜饮，但
喝醉以后不会失去自制力，绝对不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
说的意思，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的经验，我对我所说的话绝对有
信心。人生至此，饮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于早先的几年。现在即使是喝得烂醉如
泥，我也不会丧失理智或失去自制力，尽管说话和走路可能都会变得磕磕碰碰。
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
